《空谷幽兰》—-寻访中国当代隐士(一)

       自古以来,隐士就那么存在着:在城墙外,在大山里,雪后飘着几缕孤独的炊烟……在我动身前往中国大陆寻访隐士前两个星期,在中国台湾有人告诉我,共 产党早就把大陆上的隐士连同真正的出家人消灭光了。然而一个月后,与五个年轻的和尚坐在那个小小的土坯寺庙里,看着门外绵延不尽的苍蓝的终南山,记录着隐 士们的地址,我只有微笑的份儿了。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一直就有人愿意在山里度过他们的一生:吃得很少,穿得很破,睡的是茅屋,在高山上垦荒,说话不多,留下来的文字更少——也许只 有几首诗、一两个仙方什么的。他们与时代脱节,却并不与季节脱节;他们弃平原之尘埃而取高山之烟霞;他们历史悠久,而又默默无闻——他们孕育了精神生活之 根,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社会中最受尊敬的人。 

       中国人一直很崇敬隐士,没有人曾经对此做出过解释,也没有人要求解释。隐士就那么存在了:在城墙外,在大山里,雪后飘着几缕孤独的炊烟。从有文字记载的时候起,中国就已经有了隐士。 

       中国人说,他们的历史要上溯到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黄帝是目前人们所知的最早的黄河流域部落联盟的首领,后来这些部落的人民把自己称为中国人。但 是黄帝是从两个隐士那里,学会了怎样战胜敌人和延年益寿的,从公元前2700年到公元前2600年,他统治了一百年。大约与此同时,埃及建造了第一批金字 塔。 

       黄帝乘龙回归了仙班。此后,中国新生文明的领导权又经历了几代人。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的时候,传到了尧的手中。两千年以后,孔夫子称赞尧是最 有智慧的人,因为他略过了自己家族的成员而选择了一位隐士作为继承人。公元3世纪,皇甫谧在他的著作《高士传》中,记述了这件事情: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 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 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不受而逃去。) 

        许由没有接受尧的建议,为了清除这席谈话可能残留的影响,他到河边洗了耳朵。但是尧决意要找到一个品德优秀的人,于是他又去接近另一位名叫舜的隐 士。舜接受了尧的禅让,后来他也去找了一位隐士来做自己的继承人。《高士传》又一次记载了这一事件: 

      (及尧受终之后,)舜又以天下让卷(善卷)。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民从之,不赏而民劝之,天下均平,百姓安静,不知怨,不知喜。今子盛 为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调五音之声以乱民耳,丕作皇韶之乐以愚民心,天下之乱从此始矣。吾虽为之,其何益乎?予立于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纟希葛。春耕 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去,入深山莫知其 处。 

        皇甫谧所记载的这两个故事,是从《庄子》以及其他公元前4世纪或更早的著作中择取的。看起来,中国人似乎从开始记录中国文明早期领导者的轶事时 起,就已经同时记载了隐士的故事。在过去的两千年里,他们一直重复着这些隐士统治者的故事——如果不竭力去仿效的话,那么他们就将其视为理想人物,珍藏于 心中。当然了,密集的群山是不会像人这样做的。但是这些故事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一个隐士社会——姑且假定这是可能的——它们是针对那些行使权力的人的。它 们所传达的信息是,权力的传递应该建立在美德和智慧的基础之上,而不是裙带关系。 

        这些故事构成了中国最早的政治批评。但是它们不仅仅是故事:真的有人更愿意选择荒野,而不是文明。这正是世界各地隐士传统的基础。而中国隐士传统与众不同之处在于,隐士在他们所遗弃的那个社会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我自己开始了解中国的隐士传统是在1972年。那一年,我离开了美国,搬到了中国的岛省台湾。台湾在上海的南面,香港的北面,与福建海岸遥遥相 望。到了之后没几天,我就开始了在一座佛教寺庙里的生活:天亮前就起来诵经,夜晚听钟声,一日三餐素食,一个房间,一张床,一顶蚊帐,没有钞票。如果我的 腿太痛了,或者对禅垫感到“深恶痛绝”的时候,我就读书。 

        除了佛经之外,我也读儒家和道家的书。那些书里有很多生活在山里的中国古代隐士的故事。我非常喜爱这些故事。我能够理解有的人什么都不想要,而只 想过一种简单的生活:在云中,在松下,在尘廛外,靠着月光、芋头和大麻过活。除了山之外,他们所需不多:一些泥土,几把茅草,一块瓜田,数株茶树,一篱菊 花,风雨晦暝之时的片刻小憩。从黄帝时代算起到现在,中国一定有上百万隐士了。但是,读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很怀疑他们能不能存在于20世纪。每当我问起 台湾的和尚,他们都向我保证说,中国隐士已经不复存在了。经过一个世纪的革命、战争和压迫之后,他们怎么还能够存在呢?但是,我仍然心怀疑问。 

        三年后,我结束了寺院生活,自己隐居在一个名叫竹子湖的山村里。从那里可以俯瞰台北盆地。与此同时,我开始着手翻译一些中国古代隐士的著作:寒山、拾得、丰干、石屋和菩提达摩。12年后,即1987年冬,到中国大陆旅游的禁令解除了,岛上的人民纷纷开始探望他们长达40年没有见过面的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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