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号是古代封建帝王用来纪年的名号。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后正式采用“建元”作为年号，从此“年号”作为制度传承下来，每一位新皇帝登基都要重建“年 号”，一直延续至清末“宣统”为止。期间共历三百二十八帝，长达两千零五十一年，总共使用了七百零八个年号。这些年号中许多都渗透了道教文化的因子，如汉 献帝刘协的“延康”、隋文帝杨坚的“开皇”等采撷自道教经典；王莽的“地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太平真君”等演绎自道教神话；唐玄宗李隆基的“天 宝”、宋真宗赵恒的“大中祥符”等蕴涵着道教祥瑞，这些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出道教作为本土宗教对于中国政治的深远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帝王年号源自道教根本经典《道德经》，这就不仅仅是取其祥瑞、求其庇佑的问题了，更重要的是表明这些帝王对《道德经》治国策 略和政治理想的认同和赞赏。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历代崇奉道教的帝王大都热衷炼丹求仙、大兴土木，挥霍民脂民膏，违背了《道德经》“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 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的宗旨，最终将国家治理得“国非其国”。 一 太初（前104-前101）、太始（前96-前93），是汉武帝刘彻的两个年号。西汉沿用秦代历法颛顼历，经过一百余年，误差积累已很明显。 汉武帝于元封七年（前104）颁行由落下闳、邓平修订的历法，并改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因而新历又称为太初历。《列子•天瑞》说：“有太易，有太初，有太 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道者，谓太初也。太初者，道之初也。”列子作为道家学派的重 要成员，其思想可以追溯至《道德经》首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天地万物未生之前“道”就已经存在了，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可见太初和太始符合《道德经》所描绘的天地未判、混沌未分然而大道充盈、无所不备 的至极状态。汉初以道家思想治国，使人民摆脱秦朝苛政得以休养生息，史称“文景之治”。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却毕生热衷求仙封禅和鬼神之祀，宠 信方士公孙卿、栾大、李少君之流，加之穷兵黩武，好大喜功，挥霍无度，致使“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晚年汉武帝下《罪己诏》检讨自己，痛定思痛地说：“向 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 除此之外，南北朝时还有四位帝王定“太初”为年号，分别是：前秦高帝苻登（386-394），西秦高祖武元王乞伏乾归（388-400），南凉烈祖武王秃发乌孤（397-399），南朝宋皇帝刘劭（453-453）。 太上 十六国中占据齐鲁之地的南燕国主慕容超年号（405-410）。《道德经》第十七章：“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 足，焉有不信。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统治者的最高境界是无为而治，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幸福而意识不到统治者的存在。“日出而作，日 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列子•仲尼》的一则故事为道家的政治理想进行了生动的注解：“尧乃微服游于康衢，闻儿童谣曰：‘立我烝 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慕容超的年号虽然是“太上”，但他的统治恰恰是“太下”的“畏之辱之”。史载他在位期间“不恤政事，畋游是好”， 屡次派兵到东晋境内掳掠男女和财物，“朝野失望，百姓苦之”。最终都城广固（今山东青州）被刘裕攻破，慕容超被送往建康（今南京）斩首，南燕政权遂告灭 亡。 此外，“太上”有最上之意，道教尊《道德经》的作者老子为太上老君，简称太上。后世不少道经皆假借太上之名，例如《太上感应篇》、《太上洞渊神咒经》、《太上老清净经》等。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