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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谷幽兰》—-寻访中国当代隐士(十一)

爬了大约一百米,我们到了一个古代隐居处的废墟,然后开始爬一段更加陡峭的崖壁。半路上,我的腿因为筋疲力尽和恐惧而开始发抖,我问向导还有多远。他说, 两个小时,然后指指就在白云下的那个崖顶。当他刚才告诉我们苏道长的岩洞“不远”的时候,我忘了问他到底有多远。现在我知道了,我意识到我们不可能爬上 去。还有不到两个小时天就黑了,而且我们也实在没力气了。我们决定改天再去拜访苏道长,然后慢慢地下到主路上。      走在平地上是如此令人激动,史蒂芬开始蹦蹦跳跳起来。沿路上,当他超过其他下山的游客的时候,他们也开始蹦蹦跳跳起来。不一会儿工夫,就有十多个 中国人,跟在一个长得酷似瑞普·凡·温克尔的老外后面蹦蹦跳跳。那天晚上,我都笑岔了气。一个星期以后,我的腿才不疼了。      行文至此,本该是本章的结尾了,但是几个月后,我又去了华山。那是三月下旬,什么都变了。河里几乎没有水了,山崖上除了偶尔有一棵开着花的野桃树 以外,其余的地方一片枯黄。我到娑罗坪的时候,停下来跟我们过去的向导打招呼。他说,苏道长和他的弟子已经从大上方下来几天了,眼下正待在山谷入口处的朝 元洞观。我笑了,为不必再去爬那座悬崖而感到高兴,然后回到了玉泉院。      在院子里,我遇见了一位道姑。她看起来异常安详,我向她打听去朝元洞的路。她领着我沿着西墙走到一个大门口,朝远处的竹林指了指。出了大门,我又 走回到山谷入口处,过了河,沿着一条灌溉渠往前走。走了大约两百米,我进入一片竹林——朝元洞就是被它遮掩住了。这儿就是贺元希13世纪初来华山时住的地 方,后来他在南峰上凿了一个岩洞。      这座道观包括几栋老旧的土坯建筑,屋顶盖着茅草。我拍拍门口的两只石狮,走了进去。尽管这个地方看起来快要倒塌了,里面还是挤满了道士和信众。我 向一位老道士走去,他看起来像是这里的方丈。我告诉他,我正在找苏道长,并问他这儿在举行什么活动。他说,苏道长和他的弟子在玉泉院另一面的十二洞;这两 天是曹道长母亲去世三周年纪念日,全省的道士和道姑都来参加为期三天的斋醮活动。曹道长是华山道教协会的会长,后来我得知,她就是那位给我往朝元洞方向指 路的道姑。      我回到玉泉院,向十二洞走去。当我走过院基的时候,撞见了老薛道长。在西峰上,他一个人住着。在这里,在山脚下,他被十多个年轻弟子簇拥着。我们 互致问候,他说他刚从北京回来,在那里,他参加了自1949年以来第一次接纳新道士和道姑的正式典礼。他问我种了那些松籽没有。我告诉他,我已经把它们送 给了台湾、日本和美国的热爱森林的朋友们了。当我向他问起苏道长的时候,他消失在一间看起来很零乱的临时帐篷里,然后带着一个40岁左右的高个儿道士回来 了。      薛道长介绍说,这是苏道长的弟子,姓周。我给他讲了上次我曾经试图去拜访他和他师父的事。他说,如果我再等一两年,要爬那座崖壁可能就容易了。他 还说,台湾的天地会曾经表示要出钱,修一条更安全的路。但是,很显然他对此并不欢迎。就在这时候,又一位道士从帐篷里走了出来。周道长说,这就是苏道长。 我向他鞠了一躬,然后自我介绍。苏道长根本没有停脚,说我找错人了,又说他姓华,因为住在华山。然后他走开了,甩着长长的袖子,就好像马上要飞走一样。

《空谷幽兰》—-寻访中国当代隐士(十)

华山,不仅风景优美,而且自古以来就是隐士修行的佳地。在攀登华山寻访隐士的途中,我们经过一块石头,它的正面刻着『鹤之声』三个字。鹤在道教里是变化、超越、洒脱、纯洁和长寿的象征,用它来代表华山是再完美不过的了。可是很显然,这只鹤已经飞走了。      如道教徒所宣称的,道教的历史形态可能起源于终南山西端的楼观台。可是它的史前形式,却远在很早以前,就已在终南山东端的华山上兴盛了。对于道教徒来说,华山的意义甚至要超出史前时期,一直回溯到万物创始的时候。      太初时,混沌分化成阴和阳。阴阳再次分化,成为老阴、老阳和少阴、少阳。这四种力量交互作用,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其中第一个生命就是盘古。盘 古一生下来,就拾起一把锤子和一只凿子,用他毕生的精力去开天辟地——也就是如今我们大家居住于其中的这个空间。他不是花了7天,而是花了1.8万年。当 他终于倒在地上死去的时候,他的躯体化作了五岳:他的头化作东岳,他的胳膊化作北岳和南岳,他的腹部化作中岳,他的脚化作了西岳。      经过几千年的风化之后,盘古的脚逐渐变得像一朵石头叶子上开出的花,因此早期的中国人把西岳称为“华山”——花山。它开在中国最早的部落文明的中 心地带,直到现在,中国人仍然喜欢称自己为“华人”。这一称呼表明了这座山对于他们的祖先曾经有过多么重大的意义。      华山有一股特殊的力量,从而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它的外形在群山中是独一无二的。要攀登它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巨大的欲望——不是肉体的欲望,而是精神 的欲望。因为华山是中国最早的精神中心之一,是萨满们来寻梦的地方。黄帝就是这样一位萨满,他爬过几次华山,去与神人们交谈。公元前2600年左右,黄帝 乘龙回归仙班,他在尘世间作为中国北方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力,传到了白帝的手中。      尽管白帝把他的宫廷远远地建到了黄河冲积平原的东部,但是他的后裔中的一支,还是迁移到了华山附近,而且开始定期祭祀过去在这里的、他们受人尊敬 的祖先。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圣人皇帝尧、舜、禹都曾经游览过华山。《庄子》中记载了公元前2400年左右尧的一次行幸。在这次行幸中,祭祀中心的管理人 员(封人)讽劝这位圣人皇帝,不要因为自己为他祈祷多子、多寿、多财而担忧:      始也,我以汝为圣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万民,必授之职。多男子而授之职,则何惧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则何事之有?夫圣人,鹑居而食,鸟行而无 彰,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三患莫至,身常无殃,则何辱之有?      ——《庄子·天地》第十二      这位管理者——这位华山道人,讽谏尧的地方,叫作“华峰”,就在今日的华阴县城东面大约三公里处。不幸的是,这座过去的祭祀中心的最后一批文物, 毁于1958年毛泽东的“大跃进”运动。从那时起,这里又发掘出了新石器时期的遗址,现在这个地方就以新石器时期的遗址而闻名了。另外还有两座祠堂,也销 声匿迹了。一座建于周朝初期,在华阴的南面,现在已经变成了华山高中;另外一座则建于汉代早期,本在附近的黄甫谷的入口处,已在几个世纪以前被洪水冲走 了。      第四座祠堂、也是最后一座祠堂,建于公元160年左右,就在华阴的东面。它以西岳庙而知名。别人告诉我,它是中国建筑工艺的一座气势宏伟的纪念 碑。正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它的主厅里供奉着白帝。4500年前的某个时候,白帝的后人成为华山的守护者。除了很多建筑物之外,院子里还有一片香柏林。据 说早在最初的西岳庙修建之前,它们就已经种在这里了。整座庙被一道围墙围住了,不允许外国人入内。过去的几十年中,它一直被当成军营来使用,这大概就是它 躲过红卫兵这一劫的原因吧。      此时正是8月中旬,雨季的中间。在西安等天放晴等了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决定抓住一个机会。经过4小时,走了120公里之后,我们看见一条泥泞的山路,向华山延伸而去。在这里,我们能够看见蓝天。      我们把衣服扔在一个廉价旅馆里,动身去探险。经过两排旅游工艺品店的“夹击轰炸”之后,我们进入了玉泉院的主门。玉泉院是一座道观,建于11世纪 中期,是为了纪念陈抟而修建的。10世纪的时候,陈抟曾经在这里隐居。他的无极图曾经激发了早期理学家们的灵感,除此而外,他还修习道教禅定,能够连续数 月保持一种类似于睡眠的入定状态,并因此而名重一时。道观西面的一座小山洞里,至今还供奉着一尊陈抟卧像。我们只捐了一点点钱,看管大殿的老太太就让我们 进去了。我们伸手抚摸着陈抟的石头塑像——自从公元1103年被雕成以后,不知道有多少只手曾经触摸过它,以至于现在它看起来、摸起来都像一块抛过光的黑 玉。      附近有一座亭子,是陈抟建在一块石头顶上的。在这块石头前面,陈抟曾经扦插了四棵佛陀出生于其下的那种树的枝条——根据一个道教故事所说,老子回 归帝乡以后,又转生为释迦牟尼——现在只剩一棵还孤独地活着。很显然,当年红卫兵们以为他们已经彻底清除了这四棵树,可是眼下它们多瘤的残干上,又冒出了 新芽。      就在主殿入口处的外面,一块雕刻着华山图景的石碑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它的中间断开了,但是我们竭尽全力仔细地去研究它,就仿佛我们能够越过保护栏、看透它表面上的浮尘似的。如果这座山真的如图中所绘,那么史蒂芬和我都要减肥了。      在院基的东面,我们又一次在一块石碑前停下来,这块石碑紧挨着另一块石头。这儿是诸多的华佗墓之一。华佗是中国最伟大的医学天才,卒于公元207 年,享年97岁。华佗曾经在华山的一个岩洞里生活了很多年。而且他还在这里采集药草——直到今天,华山还因为这些药草而著名:山薑的特殊变种、人参、细辛 和菖蒲,等等。采用针灸技术和利用以大麻为基础的麻醉剂来进行外科手术,是华佗诸多成就中的两项。此外,人们还把五禽戏的创建归于他的名下,后来五禽戏奠 定了中国武术的基本风格。尽管华佗一再谢绝官职,他还是被迫去给曹操治疗慢性头疼病(曹操在汉代末年篡位)。当他拒绝继续治疗的时候,曹操命人杀死了他, 以防华佗向自己的众多敌人泄露他的健康状况。      过了华佗墓,在玉泉院的东墙外,有两座小道观。第一座是十二洞观,大部分云游的道士都在那里挂单。我们经过它锈迹斑斑的大铁门,又走了一百米,进 入了仙姑观砖木结构的大门里。西安的一位中国朋友曾经告诉我们,这是谢道长居住的地方。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床上支着身体,用一盏热灯烤膝盖,治疗关 节炎。他曾经以武功而闻名于世,现在却连走路都有点儿困难了。他的房间里有两张并在一起的木板床,床上吊着一顶蚊帐(其他道士的房间也都是如此布置,他们 在床上打坐、学习以及睡觉)。屋里还有两只箱子,装着书和衣服,以及一张桌子、两把折叠椅和一台新彩电(省政府因为他在保护文化方面的贡献而赠送给他 的),墙上还有一幅字,上面写着“忍”字。互相介绍之后,我递给谢道长一支烟,自己也点燃了一支。我们抽烟的时候,他给我讲了他这一生的故事。      谢道长的父母原籍山东,在清朝歉收的年份里,为了找活路而南迁了。他出生于安徽省,在他还只有十几岁的时候,就出家了。经过标准的三年学徒期之 后,他来到华山修行。我们会面的时候,他刚好满80岁,已经在华山生活60年了。除了膝盖有点儿关节炎之外,他的身子骨异常硬朗,心清澈得就像久雨后的天 空。我向他请教道教方面的问题。 谢:老子说,要修静和不偏不倚。要自然。自然的意思是不强求。当你自然地行事的时候,你就会得到你需要的东西。但是为了了解什么是自然的,你必须修静。作 为一个道教中心,很久以来,华山如此出名,就是因为它安静。过去这里有很多隐士,但是现在这座山已经发展了旅游业。宁静不再,隐士也不在了。      问:他们到哪儿去了?      谢:这很难说。隐士们想一个人待着,所以不容易找到他们。他们更喜欢离群索居。他们中一部分人回到了城市。另外一些人搬进了终南山的更深处,那儿 还很安静。但是即使你找到他们,他们也可能不愿意跟你说话。他们不喜欢被打扰,而是更愿意坐禅。他们对谈话不感兴趣,可能对你说几句话,然后就把门关上, 再也不出来了。      问:但是他们要吃饭呀。他们迟早还是会出来的,不是吗?      谢:那可不一定。有时候他们一天吃一顿,有时候三天吃一顿,有时候一个星期吃一顿。只要他们能够滋养内在的能量,就会活得很好,而不需要食物。他 … 阅读全文 《空谷幽兰》—-寻访中国当代隐士(十)

《空谷幽兰》—-寻访中国当代隐士(九)

     在距离小山大约一公里处,我们路过一座石碑,它兀立在粟苗之间。向导说,原来这儿有一座大寺庙,红卫兵占领了这个地方以后,整个寺庙都毁了,只剩下了这块石碑。在石碑的上方,我们渡过了田河。之后途经一座小村庄,村庄里都是土房。然后我们向山里进发。       几分钟后,我们到达一座小山。山顶上曾经有过一座祠堂,里面供着元始天尊。据说老子是他的一个化身。我们的向导在一块石碑前点燃香和烛,然后我们继续向前走。那块石碑,就是那座祠堂唯一的幸存物了。      在小路上,我们遇见了几位樵夫。其中一个人说,住在仰天池的最后一位道姑前年离开了那里,去了遥远的太白山的山峰上。在那里,她可以有更多的地方种菜,以及拥有更多的孤独。      一个小时后,我们到达鞍形山脊,然后走上一条岔路,去山顶上的一座小祠堂。这座小祠堂是八边形的,就像道教里八卦的形状——八卦是指《易经》里的 八种卦象。这个地方叫“栖真亭”,据说老子在楼观台逗留期间,就是在这里修习禅定的。栖真亭里曾经供养过的所有塑像和使用过的法器,都已荡然无存。我们下 去回到鞍形山脊上,继续走,来到附近的一个小山村里。村里有六户人家,他们的屋子沿着一个长满了灯芯草的池塘的北岸,一字排开。这个池塘,就是仰天池。      我们受到一位农夫的欢迎。他戴着一顶蓝色的水手帽,双颊如此红润,以至于开始我以为他是荷兰人。他领我们从两座农舍中间穿过,打开了那最后一位道 姑前年遗弃的祠堂。祠堂里面的墙上全是壁画,展示了周朝的兴衰以及老子环游世界的经历。祠堂里的主要塑像是玉皇大帝。在元始天尊创始万物以后,玉皇大帝就 接过了道教万神殿的领导权。他的右边是老子的塑像,它是用粘土做的,头上顶着一块红围巾,散发出一种古怪的韵味,与我以前所见到过的所有这位圣人的塑像都 不相同。当向导在玉皇大帝面前点燃香烛的时候,我给老子拍了照。      “文化大革命”前,仰天池周边地区曾经是一座道观,里面居住着数量庞大的出家人。这座荒凉的小祠堂,就是那座道观所遗留下来的一切。      农夫锁上门以后,邀请我们到他家喝碗热糖水。我们解完渴,他的妻子开始准备新鲜面条,农夫则开始削土豆。于是我回到外面,点燃了一支抽剩的香烟。 农舍两侧长着高高的树,树枝上有几个喜鹊窝,喜鹊们在窝里吱吱喳喳地叫着。那个池塘占去了这个村子的大部分地盘,里面长满了干枯的灯芯草,正在风中瑟瑟作 响。当我沿着池塘绕到对岸去的时候,惊起了两只青蛙,跳进水里去了。村里的孩子们告诉我,他们正在池塘里捉五色鱼。我想,不知道这五色鱼是不是一种鲑鱼, 可是我所看到的,只有灯芯草。      从池塘上方向南望去,那个鞍形的山脊陡然直落而下,露出了楼观台后大约30公里范围内的大大小小的山峰。在西南大约20公里处,我望见了2600 米高的四方台峰。我用望远镜浏览了那一带,不过它太远了,看不到任何炊烟和茅屋的痕迹。紧挨四方台西面的是东老君岭。东老君岭再向西30公里,山岚中的一 个地方,是太白山上的那块巨大的白石头。太白山高3800米,是终南山的最高峰。      香烟不长,我们的向导也已急着要回家了。我们用面条和土豆填饱了肚子,谢过了农夫和他妻子的盛情款待,动身回楼观台。下山的半路上,我们惊起了两 只鹌鹑;沿途我们不时地停下来,去捡一些从地里长出来的白色的小星星。到处都是桃树,桃花盛开。回到旅馆里,我们用一桶冷水冲掉了路上出的汗。      晚上就寝前,我向当地文化事务局的官员打听过去住在这里的道教徒的情况。他说,已经有人编纂了一部详细的历史,不过还有一些编辑工作要做。大概在未来的两年内,可望问世。      当我问及楼观台现在的常住的情况时,一位老道士建议我们去与住持谈谈。这位老道士的嘴里只剩下一颗孤零零的、长长的牙齿,长到令人难以置信。他把 附近的一个建筑群指给我们看。那是一座昔日的军营,门上还有红五星。老道士说,为了防止破坏,这个地方已经铺了石板,在未来五年内的某个时候,一座崭新的 大道观将会取代这座军营。      我们在斋堂里找到了住持的侍者,他把我们领进一间接待室。在那里,我们被介绍给住持任法融。任道长是邻近的甘肃省人,留着一部长长的黑色络腮胡子 ——那种中国西北地区的人所特有的络腮胡子。他也是陕西省道教协会的会长。后来我从其他道士那里了解到,他是中国最受尊敬的大师之一。      互相介绍之后,他送给我一卷他注解的老子《道德经》——正是《道德经》把我们引到楼观台来的。在深入终南山的过程中,我们拜访过任道长两次。下面 是我所摘录的两次采访的部分内容。现在任道长说话要谨慎得多了,不比他早先在中国道教协会的杂志《中国道教》(1985年秋,第10期,第12~15页) 上发表文章的时候了。因此,我对他写的评论的某些部分作了解释,作为对他的回答的补充。      任道长看起来并不太老,因此当他说他60岁了的时候,我吃了一惊。我问他出家多长时间了。      任:我离开家的时候19岁。出家40多年了。当我刚开始告诉父母的时候,他们不同意,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我的决定。于是我便去龙门洞住下了——龙门 洞在这里的西北方。我在那里待了3年。那是不容易的。但是如果你住在道观里,而不愿意先受几年苦,那么没有人肯教你。      问:“文化大革命”期间你在这里吗?      任:在。最近的30年我一直在这里。      问: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任:红卫兵来了,摧毁了道观,砸碎了塑像,烧毁了我们的书。他们还打出家人。他们使我们烦恼了10年。(根据任道长在《中国道教》上的报导,“文 化大革命”10年期间,陕西省几乎所有的道观都蒙受了极大的损失。从1982年起,陕西省的72座道观中的10座开始部分地修复。在这10座道观中,只有 楼观台、华山和西安的八仙宫从政府那里得到了经济援助。以楼观台为例,这笔钱的数目是13万元人民币,或者说2.5万美元;八仙宫是15万元人民币;华山 的数目没有报道。)      问:情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善的?      任: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那时起,情况开始慢慢地好转。(在任道长的报道中,他说,在新宗教政策宣布后的十年间,“左”倾思潮继续 阻碍着宗教的发展,尤其表现在接管宗教场所的问题上。他说,陕西省的问题在楼观台、重阳宫、华山和陕北的白云山表现得尤为突出。任强调说,将宗教场所置于 宗教修行者的管理之下,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不这样做,宗教团体就不可能达到政府所提出的自给自足的目标。  问:道观给住在这里的道士和道姑们发钱吗,以帮助他们支付个人开销?      任:给。现在每个人每月能得到大约20元人民币(4美元),这笔钱从我们卖门票、香和手工艺品的收入中支出。楼观台的道士们则一直把修行和劳动结 合在一起。我们也种菜,比如芜箐、卷心菜和土豆。我们一年四季都穿同一套衣服。我们不需要多少钱。我们更愿意用自己所赚得的一点点钱去修复道观或买书。      问:道观是怎么组织的?      任:它的组织形式与佛教寺庙很相近。佛教有寺庙,道教则有道观,而且寺庙和道观里不同功能区的名称都一样,管理机构也一样。每一种宗教都有一个组 织。我们也有一个。我们有规章制度。但是修行要取决于个人。(1987年,现在的中国道教协会草拟了《道观管理规则》。允许每座道观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形来 进行组织,以及通过任何不与公众利益发生冲突的方式来养活自己。据说责任和收入都是根据民主的原则来分配的。目前道协所提出的口号是“让每一座道观自己养 活自己”和“把道观建成一个家”。在任道长的报道中,他指出,1949年以后,政府禁止发展新的出家人。1978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这个政策被废止 了,同年,重新建立了道教协会。从那时起,全真派的23个主要中心和另外两百座小道观都加入了道协。后来任道长告诉我,目前中国道士和道姑的数目大约有 10000人。可是,北京白云观里的中国道协官员却告诉我说,这个数目是将近3000人;中国道观的数量大约有500座,可是其中大部分道观都太小了,没 … 阅读全文 《空谷幽兰》—-寻访中国当代隐士(九)

《空谷幽兰》—-寻访中国当代隐士(八)

当刘备听说诸葛亮可能是这样一位人选的时候,他决定亲自去拜访诸葛亮。可是就像有时候会发生的那样,即使是作为大人物去拜访隐士,刘备还是不得不三顾茅 庐,才得到了诸葛亮的接见。当这两个人终于会面的时候,刘备对诸葛亮的雄才大略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乞求诸葛亮结束隐居生涯,去扶助他安邦定 国。诸葛亮同意了。      在此后的岁月里,诸葛亮的所作所为,证明了他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伟大的谋略家。有一次,他指挥一支仅2000人的队伍赶走了一支20万人 的军队。中国人当中,很少有人没读过《三国演义》,很少有人不知道诸葛亮的丰功伟绩的。公元234年,在西安西面终南山麓丘陵地带的一场战役中,诸葛亮因 病去世。他去世的那天,一颗流星落在他的军营附近。这颗殒石后来被人们镶嵌在武侯祠的墙上——至今武侯祠仍在俯瞰着诸葛亮和那座流星殒落于其中的山谷。      关于如何处理隐居和从政之间的矛盾问题,诸葛亮在去世之前,曾经给他的儿子留下了一纸《诫子篇》: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漫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修道者之间的主要差别就在这一点上:从政还是不从政,韬光养晦还是大放异彩——假定事实如马修·阿诺德所言,“人是有光明的”。这个差别与其说是 一个哲学问题,还不如说是性格和个人感觉的问题。目标总是保持不变的:把道德原则运用到人事上去。孔夫子、屈原、伯夷和叔齐、商山四皓、张良以及诸葛亮都 是这样做的。要理解这些道德原则,一段时间的隐居生活被认为是必要的。但是有时候隐居会持续一生,不过它的目标仍然是在世间建立和谐、扩展和谐。      隐居和从政被看作是月亮的黑暗和光明,不可分而又互补。隐士和官员常常是同一个人,只是在他生命中的不同时期,有时候是隐士、有时候是官员罢了。 在中国,从来没有体验过精神上的宁静和专注而专事追名逐利的官员,是不受人尊重的。中国人一直把隐士视为最重要的社会恩人中的一个族群,因此,不管他们的 修道追求看起来多么不同寻常和消极遁世,中国人都是持鼓励的态度,而不是泼冷水。不管隐士是否走出隐居生活去从政,他们对于整个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他们是一泓泓“纯粹的思考”和“纯粹的生活”的源泉,迟早会找到合适的渠道,流向城市的。      当中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被从宫廷中放逐出来的时候,他自沉而葬身于鱼腹;中国第二位伟大的诗人陶渊明则还没有等到任期结束,就隐居到了乡下。在中 国,隐士们有一种解脱自在的精神,即保持心灵、而不是身体远离城市的尘嚣。这种精神,陶渊明在他的组诗《饮酒》之五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瞥:      结庐在人境,      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      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      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      隐士是中国保存得最好的秘密之一,他们象征着这个国家很多最神秘的东西。他们那种化机巧为无心的返朴归真的智慧,没有比在中国最早的隐士传记《高士传》的开头部分记载得更清楚了:      尧之师曰许由,许由之师曰齧缺,齧缺之师曰王倪,王倪之师曰被衣。齧缺问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视,天和将至。摄汝知,一汝度,神将 来舍。德将为汝美,道将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犊,而心无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悦,行歌而去之,曰:      形若槁骸,      心若死灰,      真其实知,      不以故自持。      媒媒晦晦,      无心而不可与谋,      彼何人哉! 

《空谷幽兰》—-寻访中国当代隐士(七)

     每年的阴历五月初五,中国人仍然划着龙舟去捞救屈原。人们往水里扔粽子,好让鱼龙乱作一团,以争取时间,使龙舟能够追上屈原。但是,不管人们怎样努力,诗人依旧年年沉水——只苦了中国的江河,变得越来越混浊了。      道德和政治之间的矛盾是隐士传统的核心。如果说,屈原发现了要如自己所愿解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很困难,那么应该说,他不是唯一有这种感觉的人。在 屈原投江之前800年,有一对兄弟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们的名字是伯夷和叔齐。当伯夷和叔齐听说新建立的周朝的创建者不但反叛自己的君主,而且还没有如 礼安葬自己的父亲就起兵远伐的时候,他们厌恶地拂袖而去,迁居到了首阳山。他们就是这样坚持自己的原则的。      首阳山在黄河北岸,在终南山东端的对面,离舜(尧所选择的继承自己王位的人)即位前的隐居地不远。舜以忠孝闻名,而这两种品质为伯夷和叔齐所敬 重。但是与舜不同,这对兄弟没有遇到欣赏他们这种品质的明君。在隐居期间,他们停止食周粟,而靠喝鹿奶和吃蕨菜维生,这种做法让批评者无从置喙。最后他们 饿死了。司马迁在他们的传记里提到,为了抵御饥饿,分散注意力,他们经常唱下面这首歌:      登彼西山兮      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      不知其非矣。      神农虞夏忽焉没兮      我安适归矣,      于嗟徂兮      命之衰矣!      在《论语》里,孔子评论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第16章)。孟子(约公元前 371~公元前289年)称伯夷为“圣之清者”。然而在称赞这对兄弟的同时,孔子和孟子告诉他们的弟子,这样的做法太死板了,不值得仿效。毫无疑问,孔子 和孟子是会仕周的。      不过,不是所有的求道者都把从政和隐居之间的界限划分得如此泾渭分明的。张良和诸葛亮就是这样的两个人。      张良的祖先世代为韩国(今河南省)的大臣。公元前230年,在秦统一全中国的进程中,韩国被吞并了。作为孝子忠臣,张良发誓要为家族和国家的荣誉 而复仇。但是为了确保他能够活得足够长,以实现这一抱负,开始的时候,他隐居到了山里。在隐居期间,他遇到了一位老人,老人对他谦恭的品质进行了考验。这 位老人看起来像是一位道教的神仙,他奖给张良一卷失传已久的吕尚的《太公兵法》。事实证明张良确实是一个聪明的学生——走出隐居生活以后,他帮助刘邦推翻 了秦朝,创建了汉朝。      为了表达对张良的感激,新皇帝愿意赐给张良他想要的任何一块封地,于是张良选择了终南山南坡的留坝。然后张良宣布了他的意图:他要从世俗事务中抽 身引退。之后他开始辟谷,并且练习调息,希望能使自己变得足够轻,好飞升上天。公元前187年,他终于这样做了。      在此之前,当张良还在隐居和研究吕尚兵法的时候,新建立的秦朝开始征召全国的士人。然而,秦朝的统治是以残暴而闻名的,所以有四位朋友拒绝应召, 他们是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和夏黄公(商山四皓)。商山四皓很有名望,他们拒绝背弃自己的原则,因此隐居到终南山南面的商山。在那里,他们靠采集草药 为生。根据《汉书》记载,他们经常唱这首歌以自娱:      莫莫高山,      深谷逶迤。      晔晔紫芝,      可以疗饥。      唐虞世远,      吾将何归?      驷马高盖,      其忧甚大。      富贵之畏人,      不如贫贱之肆志。      尽管他们一直过着隐居生活,却声名远播。秦始皇曾试图引诱他们出山,刘邦也这样做过,可是都失败了。后来,当刘邦将要废太子而代之以宠妃之子时, 吕后向张良求助。她采纳了张良的建议,说服了商山四皓,使他们相信太子把智慧和谦恭看得比财富和权力更重要。商山四皓来到都城,陪侍太子入宫。当高祖看到 太子已经成功地赢得了这些人的敬重的时候,他改变了废太子的主意,并且叮嘱商山四皓好好辅佐他的儿子。      另一个更为著名的例子是隐士诸葛亮。他结束了隐居生涯,而去辅佐一位明主。诸葛亮生于公元181年,当时全国各地战乱纷起。诸葛亮年轻的时候,就 搬到了荆州(在今湖北省)城外的一座小村庄里,以逃避乱世。之后他在那里隐居了十年,并且拜另一位著名的隐士司马徽为师。      在这段混乱的时期里,汉朝统治者失去了中央集权,大权旁落到曹操领导的一伙将军手里,地方豪强也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当时以荆州(屈原被流放前曾 经供职过的地方)为中心,就有这样一个割据政权。公元201年,刘备为躲避曹操也逃到此处。刘备是汉室的一个远亲,他已经招募了一批人马,以图恢复汉朝的 统治。但是他还缺少一个深谋远虑的军师。 

《空谷幽兰》—-寻访中国当代隐士(六)

      隐士是中国保存得最好的秘密之一,他们象征着这个国家很多最神秘的东西。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修道意味着孤独的生活;而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则意味着从政生涯。然而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是一泓泓『纯粹的思考』和『纯粹的生活』的源泉,迟早会找到合适的渠道,流向人间。         尽管隐士传统是中国社会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是直到公元三世纪末,中国官员才开始费心思去传讲隐士的贡献。《后汉书》里有一章是专门讲隐士的,作者是这样开头的:      或隐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      作者继续解释说,除了个体之间的这些差异之外,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不变的目标,那就是修道。对他们来说,道是通向尘廛之外的。虽然孔夫子同意 “道不行矣”,但是他仍然待在尘廛里,因为他认为,作为一个敬道的人,说服那些当权者“为政以德”是他的责任。那些为政以德的人就好比北极星,世界会围绕 着他而和谐地旋转(“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乐观的。楚狂接舆佯狂以避世自保,他曾经从孔子身边走过,作歌曰:      凤兮,凤兮!      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谏,      来者犹可追。      已而,已而!      今之从政者殆而!      ——《论语》第18章      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修道意味着孤独的生活,而对另外一部分人来说,则意味着从政生涯。不管一个特定的个体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关于这两种选择之间的辩论是永无休止的。在《楚辞》里,《渔父》继续着这场辩论:      屈原既放,      游于江潭,      行吟泽畔,      颜色憔悴,      形容枯槁。      渔父见而问之曰:      “子非三闾大夫与?      何故至于斯?”      屈原曰:      “举世皆浊我独清,      众人皆醉我独醒,      是以见放。      渔父曰:      “圣人不凝滞于物,      而能与世推移。      世人皆浊,      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      众人皆醉,      何不饣甫其糟而歠其酉丽?      何故深思高举,      自令放为?”      屈原曰:      “吾闻之:      新沐者必弹冠,      新浴者必振衣,      安能以身之察察,      受物之汶汶者乎?      宁赴湘流,      葬于江鱼之腹中,      安能以皓皓之白,      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莞尔而笑,      鼓枻而去。      乃歌曰:      “沧浪之水清兮,      可以濯吾缨;  … 阅读全文 《空谷幽兰》—-寻访中国当代隐士(六)

《空谷幽兰》—-寻访中国当代隐士(五)

       这部书关于西部群山的章节,始于三门峡南面的那些山,然后向西沿着终南山和昆仑山一直到达乔戈里峰,并且超过了乔戈里峰。在它们神秘的群峰中,坐落着帝 (天神中之最高者)在尘世的都城,那儿还有西王母(月亮女神,长生不死药的施与者)的家。另外还有一些山,萨满们在那里收集配料,自己炼制长生不死药,并 飞升上天;在那里,死得早的人也要活上八百年。在此期间,他们随心所欲,尽情享受;那里是太阳和月亮睡觉的地方;在那里,一切都是可能的;那里的动物奇形 怪状,令人难以置信,无法描述。        近期的考古发现提供了更多的依据,反映出萨满教远比人们此前认识到的要重要得多,而终南山以北的丘陵和平原,则是萨满教在中国最早的家。考古学家 张光启(音译)认为,萨满教派是早期中国文明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过,张还说,为了与精神世界进行交流,萨满们通常需要一点儿帮助,在这方面,性和酒很 重要,还有药物。        在兰州南面,离鸟鼠山不远,有一个新石器时期的村落。在那里,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个陶罐,里面装着已经碳化了的人工栽培的大麻的芽。古植物学家李 慧林认为,大麻的栽培最初起源于这一地区。在这里,它既被当作一种纺织纤维来使用,同时又被当作一种药物来使用。根据李在大卫·N·柯特利编辑的《中华文 明的起源》(TheOriginsofChineseCivilization)一书中所说,“北方游牧民族是萨满教的奉行者,显而易见,他们把这种植物 当作一种药物来使用,并且把它向西带到中亚、西亚和印度等地区。在那些地方,它主要是被当作一种幻觉剂来使用,而不是一种纺织纤维”(第31~32页)。 《楚辞·大司命》中的四行诗显示出了这种植物对于中国早期萨满的重要性:      一阴兮一阳,      众莫知兮余所为。      折疏麻兮瑶华,      将以遗兮离居。      在发现大麻的地方,人们做了一次放射性碳测验,测出这个遗址已有5?000多年了。在同一处遗址,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把显然是用于祭祀仪式的青铜 刀。它不仅说明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制品属于中国,而且反映出萨满教非常重要——它可以使用某些特殊的器具,而其他世俗的仪式或异教的仪式则不可以 使用。      关于萨满教在中国的发展,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发现,这个发现在终南山的另一端。在西安东面6公里处,有一个新石器时代的半坡遗址,在该遗址所发掘 出的各种文物中,有中国最早的文字形式以及萨满教艺术最早的例证:一个萨满的鱼精面具,还有一个看起来像是双龙雏形的东西——在天国旅行的过程中,中国萨 满是要借助于双龙的。      在整个公元前第五个千年内,或者说7000年以前,半坡遗址一直持续有人居住。它是中国仰韶文化最好的例证之一。仰韶文化之后,有公元前第三个千 年的龙山文化。当大禹在将近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末创建夏朝的时候,他和他的大臣们只能是在仰韶、龙山文化的基础上编篡了《山海经》——这部通向神圣世界的萨 满指南。尽管在半坡和其他仰韶—龙山文化遗址所出土的文物不能确证什么,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据此推断:不迟于公元前第五个千年,有人要离开这个尘世的王国去 与神灵的世界进行交流,而且他(她)这样做是在终南山附近。      那么萨满是怎样变成隐士的呢?直到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末,萨满在中国新石器时期的文化中,还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但是,在公元前第三个和第二个千 年中,也就是在最初的朝代国家时期,都市化和社会阶级分化成为这些朝代国家的主要特征。都市化和社会阶级分化的出现,导致了萨满这样的个体的生存危机。伴 随着都市化和社会阶级分化的发展,作决策的过程变得越来越官僚主义化,而这种变化使萨满们的地位日益遭到怀疑。在《古代中国的思维世界》 (TheWorldofThoughtinAncientChina)一书中,本杰明·施瓦茨对新石器时期社会(这个社会正在进化成为一种高级文明)中的 萨满的模糊角色进行了总结和概括:      米尔西亚·埃利亚德(MirceaEliade)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来定义萨满的:他(她)通过出神或附体的经验而拥有使他(她)的灵魂挣脱肉体束 缚的力量,以便直接与神灵进行交流。萨满也许会在神灵的世界里漫游,也许会通过类似于出神的程序忍受神灵的占有(指附体)。迈斯派罗(Maspero)认 为——我相信他是正确的——在这漫长的过程中,萨满教不能适应中国正在形成的国家宗教。这种宗教不可能对一种独立的宗教力量(指萨满教)有好感。萨满教是 直接通过出神经验来接近神灵的,而这被认为是谮越了官方所支持的与神灵进行交流的礼仪渠道。(第36页)      萨满的影响被官僚的影响遮蔽了。通过分析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甲骨文,董作宾指出,当时对神灵的信仰一直在持续削弱,而对自然神和神话祖先的祭祀正 在逐步消失。与神灵的交流仪式变得如此程式化,以致药酒刚刚被萨满喝下,就被他的官僚继承人吐出来了。这种程式化决定了萨满教在宫廷中的命运——在宫廷 中,萨满教与神灵的交流过程,被礼仪性的行为举止取代了。人们认为,这些行为举止本身就是灵验的,殊不知它却已经被从它的根——萨满教上切下来了。      随着文明的发展,萨满们开始变得与群山亲密起来,而不是与城市中心。《山海经》告诉了我们这些萨满中某些人的名字,他们中最重要的人物正是住在终南——昆仑这列山脉中。这就是一直延续到今天的隐士传统的开端。      隐士传统之所以能够延续,是因为中国人一向尊重过去,而隐士则保持了那个“过去”最重要的因素——它的精神传统。随着文明的发展,这个传统既没有 被遗失,也没有被遗忘。恰恰相反,在中国,隐士一直是人们最尊敬的人,因为隐士是圣贤。他们能够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听到其他人听不到的声音。      当皇帝、国王、部落首领和早期中国文化的领导者要与自然力量以及城墙外、人心中的神进行交流的时候,他们就会转向隐士。隐士能够与天对话。他们谙 熟天的种种迹象,他们说着天上的语言。隐士是萨满和神、草药师和外科医生、冥阳之事的行家。他们的世界要比被墙围住了的城市世界大得多。隐士不受幻想和习 俗强加于人的各种价值观念的左右,他们一直是中国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为他们承载了中国文化最古老的价值观。如果没有异议的话,他们代表着中国神话 传说中的过去,而这个过去没有比在月亮山的各种面孔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了——不管它是叫昆仑山、终南山,还是只叫南山。在《诗经》中,有一篇祈祷文表达了对 南山的敬意:      如月之恒,      如日之升,      如南山之寿,      不骞不崩。 

《空谷幽兰》—-寻访中国当代隐士(四)

    终南山,有人将它解释为『月亮山』。传说中,那里是太阳和月亮睡觉的地方,在它神秘的群峰中,坐落着天帝在尘世的都城,还有月亮女神的家。于是这里就成为某些人前来试图接近月亮的神德和它的力量根源的地方,因而也就成了隐士的天堂。      当我头一次听说终南山的时候,我既不知道它们的位置,也不了解它们的重要性。在北京,有人告诉我们,它们在西安附近,这就是我们所得到的所有信息 了。当我们第一次向山里进发的时候,在恒山和五台山,我们都没有找到隐士。于是史蒂芬和我搭上一列火车,向南进发。我们结束了与两个西安商人共享一个车厢 分隔间的旅程——他们中的一个人曾经听说过终南山,说它在西安南面的某个地方,但这就是他所知道的一切了。在汉语里,名词是不变化的,因此无法区分单复 数,所以我仍然不知道,终南山是指一座山,还是指一列山脉。几天以后,我发现,它既是指一座山,又是指一列山脉。回到台湾以后,我了解到,它所指的远远不 仅是山脉。      在现代,有一列大得多的山脉,叫秦岭,终南山只包括秦岭最北端的那一列东西走向的山脉。“秦岭”这个词是大约两千年以前才开始使用的,即在古秦国 统一中国之后的一段时间。秦国的祖先世居于秦岭以北的渭河平原上,秦国就是以那里为基础统一中国的。      今天,地理学家、气象学家、博物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认为秦岭是南北中国的分界线。自从100万年以前这列山脉隆起以后,它对中国的温度和降雨类型 一直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冬天阻止冷空气南下,夏天阻挡潮湿的空气北上。小麦、谷子和糜子是秦岭以北的主要农作物。秦岭以南是水稻。      秦岭也是中国两条最大的河流的主要分水岭。秦岭北坡的溪流注入黄河的主要支流渭河,而南坡的溪流则注入长江的主要支流汉水。在古代,有旱灾的时候,这里是官员们前来祈雨的地方。      但是在“秦岭”这个词开始使用之前的1000年,中国人把这整列山脉称为“终南山”,有时候,他们又把它简称为“南山”。《诗经》一书中,在至少创作于3000年前的诗篇里,提到了它:      终南何有,      有条有梅      ……      终南何有,      有纪有堂。      现在人们所说的“终南山”这个词,既是指西安南面四十公里处的那座2600米高的山峰,又是指与之相毗邻的东西一百公里以内的山峦。但是3000 年前,“终南山”是指从河南省的黄河三门峡的南岸,向西沿着渭河,直到这条河的源头——位于甘肃省的鸟鼠山——为止的所有山脉,长达800公里。      在中国更为遥远的神话传说中的过去,“终南山”所包括的范围甚至更广,远远超越了鸟鼠山。这列更大的山脉,既包括昆仑山,也包括终南山,并且延伸到了当前中国和巴基斯坦国境线上的乔戈里峰,乃至稍稍有些超过,长达3500公里。      在解释范围缩小得多了的“终南山”的时候,早期的中国历史学家们说,“终”的意思是“终结”,“南”的意思是“南方”,“山”的意思是“一座山” 或“多座山”。这样,“终南山”就被说成是丝绸之路南面那条岔路沿线的系列山脉的东端。这个解释使得这个复合词有了意义,但是实际上,这个解释是很牵强 的,在解释这些山脉对于早期中国人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方面,毫无用处——早期中国人把终南山的山峰和山谷视为最有力量的天神和地祗的家。      台湾语言学家杜而未提供了一个更为有趣的解释。他坚持认为,“终南”和“昆仑”是两个同词源的词,都来源于同一个字,这个字的意思是“月亮山”。 在他的《昆仑文化与不死观念》一书中,杜教授解释道,中国最早的宗教通过“不死”的概念——这个概念是通过月亮的盈亏体现出来的——在生死之间的暗河上架 起了一座桥,而昆仑——终南这列山脉,则是这个宗教的神秘中心。而且因为月亮女神住在昆仑——终南这列山脉中,于是这里就成为某些人前来试图接近月亮的神 德和它的力量根源的地方。      他们不是普通的社会成员。他们也不像普通人那样进山。他们走着“禹步”(theWalkofYu),像一只受伤的野兽那样,拖着一只脚,以唤起山 神的同情。像大禹一样——“禹步”就是根据他的名字命名的——他们是萨满(shamans,即中国古代的巫师),而昆仑——终南这列山脉,是人们所知的他 们最早的家。      米尔西亚·埃利亚德在《宗教百科全书》(EncyclopediaofReligion)一书关于萨满教的章节中写道:“在整个包括中亚和北亚在 内的广大区域中,社会的巫术和宗教生活集中在萨满身上。”(第13册,202页)埃利亚德说,在这样的社会中,出神或附体的状态被认为是最高的宗教体验, 而萨满是这种宗教体验的行家里手。在出神状态中,萨满离开他的身体,穿过一系列天国,与各种各样的精灵打交道,为他所在团体的福利而搜寻和积累知识。他通 过提供与精神世界的联系以及带回在那里所获取的知识,帮助他的团体抵御黑暗。但是与此同时,他又生活在他所保护的团体之外。      根据埃利亚德所说,一个被称为萨满的人,“寻求着孤独,变得心不在焉,喜欢在森林里或人迹罕至的地方漫游,有幻觉,在睡眠中唱着歌儿”(出处同 上)。假如这段话不是描述萨满学徒入门时期的出神状态的话,那么它也很可以适用于遵循隐士传统的人。在古代中国,这两者是紧密联系着的。      在追寻它们的渊源的时候,有一篇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文章,它记载了夏朝皇帝、同时也是萨满的启,进入终南——昆仑这列山脉并乘双龙飞走的故事。启 还从天上学得了哀歌体诗歌,以后的萨满诗人们,在诸如《楚辞》这样的著作中,一直都使用着这种体裁。      启是另外一位萨满大禹的继承人。在大约公元前2200年左右,禹建立夏朝的时候,他命令手下的官员们编纂了一本王国指南,其结果是《山海经》。后 来,当国家的神秘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历代皇帝对它都有所增益。学者们怀疑这本书是否有那么古老,他们不愿意把这本书的任何一个章节划到公元前4世纪以 前。但是不管学者们对这本书的成书日期和它的真实性有什么看法,这本精灵地理志都是一个萨满教知识的宝库。远在这些知识被记录下来之先,它们一定已经口头 流传很久了。 

《空谷幽兰》—-寻访中国当代隐士(三)

       史蒂芬停下来拍摄这座山的全景,我则去爬通往那座塔的最后一道坡。我绕着这座小砖塔右行三匝,然后恭敬地向这位大师问讯——是他编撰了中国第一部佛教人物 编年史。之后,我背靠着塔的正面坐下来,眼前是一望无尽的连绵起伏的山岭,白云缭绕的山峰和绿松石色的小溪。它看起来像是最完美的隐居地。但是即使借助望 远镜,我也没有发现岩洞,没有茅屋,没有小径,没有炊烟。       我很失望,但同时又因为终于置身于山中而感到振奋。我往下滑回到史蒂芬休息的地方。我们的向导建议从山后的小路下山,那样走容易一些。这正中我们的下怀,于是我们就从山后下山了。      大约10分钟后,小径绕过一座旧寺庙的泥墙。我们能够听到里面有声音,向导敲了门。门开了,五个年轻的和尚领我们穿过院子,进到一个房间里,里面 有一张桌子、五只凳子。我们坐下来,他们给我们倒了两杯热水,并往里面加了一些东西,其色泽、口感都很像甜橙晶。      这种古老的待客方式使我精神一振,我又把那个必不可少的问题拿来问主人:“这些山里有什么隐士吗?”      一位和尚答道:“当然啦。你想了解哪些隐士?”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一杯接一杯地喝着热橙汁,倾听着一长串名单:有些人刚在山里过了一个冬天, 还有人已经40年没有下山了。我们发现了隐士的天堂。临走前,我问一位和尚这些山的名字。他说:“这里是终南山。这儿是真修行的出家人来的地方。”      1959年,作家赖特在他的《中国历史上的佛教》(BuddhisminChineseHistory)一书中,以此观点作为结言:“我相信,中 国佛教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宗教,我们正在看到的是它的最后一线光明。”当时几乎没有人会反对这种看法。在其后的岁月里,佛教似乎已经被从中国人的头脑和心灵 中清除掉了。没有被烧毁或洗劫的寺院和道观都变成了学校和工厂,幸存的极少数的寺庙被用来驻扎新的寺庙工作组,过去寺庙里的大部分人都被迫还俗了。在过去 的30年里,中国国内和国外的观察家们都断言,这场运动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它彻底清除了人民群众的精神鸦片和迷信。大多数观察家已经把佛教视为死去的宗 教。每当我跟约翰·布洛菲尔德——他翻译了黄檗和慧海禅师的语录,这两本语录多年来一直指导着我的修行——谈起这个话题,他都会长叹一声,然后建议我们谈 点儿别的事情。      当我开始考虑参观中国大陆、亲眼去看看佛教现状的时候,我断定:如果佛教在中国或其他任何地方还存在,那么它更多地会依赖于生活在茅篷或岩洞里的 比丘或比丘尼,而不是依赖生活在寺庙里的那些人。回顾佛教2500年的历史,我没有发现任何一位大师不是先经过一段隐居生活而开悟的。当我最终决定去参观 中国大陆、看看佛教是否还存在的时候,我决心把精力集中在隐士传统上,而不是寺院传统。      当时我并不乐观。动身前两个星期,台湾“陆委会”行政秘书马应周告诉我,共产党早就把大陆上的隐士连同真正的出家人消灭光了。我是谁呀,还敢争 论?一个月后,与五个年轻和尚坐在那个小小的土坯寺庙里,看着门外绵延不尽的苍蓝的终南山,喝着热橙汁,记录着隐士们的地址,我只有微笑的份儿了。      第二天,史蒂芬和我离开西安地区,继续我们横穿中国大陆的《奥德赛》。我们又爬了其他一些山,与另外一些隐士进行了交谈。他们中大部分是佛教徒, 但也有很多是道教徒;大部分是和尚道士,但也有很多尼师和道姑;大部分上了年纪,但也有很多年轻人。他们都很清贫,但是他们的微笑,使我们觉得自己遇见了 中国最幸福、最有智慧的人。      我们所考察的山中,有一座叫太姥山,就在福建省西北角。在路上,我们碰到一位居士,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山洞前,洞里有一位85岁的老和尚,他在那儿 已经住了50年了。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老和尚问我,我反复提到的那个“毛主席”是谁。他说,他是1939年搬进这个山洞的。当时这座山的山神出现在他的 梦里,并且请求他做这座山的保护者。从那时起至今,他再也没有下过山。弟子们和当地村民给他带上来他所需要的为数不多的物品:面粉、食用油、盐,还有每五 年左右一条新毯子或一套新衣服。他的修行方法是持名念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意思是“无量光佛”、“无量寿佛”。爬过那么多座山,遇到过那么多隐 士之后,我们终于慢慢地明白了“无量”的含义。      下山的路上,我们停下来拜访两位在附近山洞里修行的隐士。他们在那里也住了几十年了。他们送给我们两公斤“东方美人”作为临别赠品——那是他们自 己的小茶园出产的。它是我过去非常喜爱的茶种,现在仍然是。从来没有外国人来过他们的山,所以他们想送给我们一点儿特殊的纪念品。      我们沿着山路继续往下走,来到山脚下的一个村庄里。      我们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它半路抛锚了。于是我们又换了一辆公共汽车,最后到了福州。      在旅馆里登完记,我们冲了个澡,洗了衣服,像往常一样出去闲逛,找冰镇啤酒。      第二天,史蒂芬和我乘公共汽车来到港口城市厦门,然后搭下一班船回到了香港。几天后,我们回到台湾,放松了下来。但是我们同时也做好了准备:回去 做一次更长时间的旅行,拜访全中国的隐士。可是,原来有意赞助我们的人都消失了,突然之间,我们只有靠自己了。我们考虑放弃这个计划,或者等着,直到条件 好转。可是我们发现的东西令人难以忘怀,我们无法一直等到条件合适或者合乎我们的心意才再去大陆。我们举棋不定,抛了两次硬币——两次都是正面。于是6个 星期后的8月上旬,我们又回去了。很显然,我们不得不忘记拜访全中国隐士的计划,不得不把自己的行动限定在我们的经济能力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权衡了各种 可能性之后,我们选择了隐士的天堂。 

《空谷幽兰》—-寻访中国当代隐士(二)

     1989年春,我决定加入这股人流,不是为了探亲,而是为了寻找隐士。当一位和蔼的赞助人愿意为这趟考察旅行提供费用时,我给在美国的史蒂芬·约翰逊打了 电话。早在两年前,他曾经向我表示,如果这样的旅行能够成行的话,他愿意作为摄影师跟我一起去。他没有改变主意,于是我们约好两星期后在香港碰头。我找出 自己的旧森林服务背包,让人钉上了新带子。同时我也开始仔细研究地图,尤其是那些注明人口密度的地图。我不知道到哪里去找隐士,但是我猜想,如果还有隐 士,那么他们一定会在山里。但那是哪些山呢?即使我们碰巧找对了那座山,我们又怎么能找到正确的路径,更何谈那隐士的茅屋呢?而且他们会欢迎来访者吗,尤 其是两个挥舞着录音机和照相机的外国人?还有,当局会不会试图阻止我们?一大堆问题。没有答案。        在中国古代,隐士群体的升降沉浮是与来自都城的“风的变化”息息相关的。我想,动身进山前,我们也可以试试风向。在香港碰头后,史蒂芬和我飞往北 京。我们是在四月的最后一天到的,北京的一位德国朋友提出让我们分享他在城郊颐和园里的膳宿设备,我们高兴地接受了。        通过新形式的外贸,中国保持着持续发展的势头,它已经开始把过去的几处皇家园林出租给其公司能够承担起这笔费用的外国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的朋友恰好住在过去江青住过的那套寓所里。      第二天,我们参观了广济寺。广济寺是中国佛教协会的所在地,因此我推想,这儿可能是开始我们的考察的好地方。我问佛协的副会长周绍良,他是否知道 我们可以到哪里找到几个隐士。他还没有来得及回答这个问题,广济寺的方丈净慧法师说,他曾经听说过西安附近的终南山里有隐士。      我对西安地区不熟悉,正想再多打听点儿消息,可是就在这时候,周绍良说话了。他说,中国已经没有任何隐士了,在终南山或其他山里漫游,不但毫无益 处,而且很危险。与此相反,他建议我们去参观中国重新活跃起来的几个禅修中心。他很耐心,写下了四个这样的寺庙的地址。我谢过他的帮助,大家道别。出去的 路上,我向那位方丈问讯。他那淡淡的微笑,我至今依然记得。      两天后,史蒂芬和我参观完了城北的长城,回来了。我们的火车要去位于北京西北的古代佛教中心大同,离开车还有四个小时。那一天是5月4日,是现代 中国第一次学生运动的70周年纪念日。街上挤满了游行者,离火车站还有一英里,我们的出租车就进不去了。我们别无选择,只好下车,背上背包,开始沿着东长 安街,挤出一条路来。那一天天气晴朗。我们能够听到小鸟在吱吱喳喳地叫,自行车的铃声在响。每个人都在微笑。我们陶醉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痛苦地在大同醒来。大同是最沉闷无趣的城市之一,在其城外山腰上,有1500年前雕刻的巨大的佛像。关于这些佛像,我所留下的唯 一的印象是,它们是多么幸运,有人那么有先见之明,在岩洞附近种植了很多丁香树。丁香正在开花,根部有空隙,可以从下面爬过。      第二天,我们第一次冒险进入农村,去游览恒山。恒山是中国五岳中最北的一岳,也是古代隐士的家。它的风景确实是够优美的了,但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地方有隐士居住的迹象。      次日,我们动身向南去五台山。五台山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的古道场,也是中国佛教徒所选定的四大圣山中最北的一座。五台山位于苍茫大野的中间,我们想,那儿可能有隐士居住。      可是事实却并非如此。视野里几乎没有一棵树。我推断:没有森林,就没有枯枝;没有枯枝,就没有木柴;没有木柴,就没有茶;没有茶,就没有禅;没有 禅,就没有隐士。尽管五台山上大寺庙的方丈们可能不同意我的推理,却同意我的结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寿冶长老的朋友。寿冶长老曾经是这座山上一座最大的 寺庙的方丈,也是我在纽约第一次皈依佛教三宝的见证师。他们先后向我保证,如今所有的和尚和尼师都生活在寺庙里。据他们所知,五台山上或中国其他任何山 上,都没有隐士。      参观最后一座寺院的时候,我拦住了一位老和尚,他正在帮忙修复“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毁坏的一座寺庙建筑。当我向他重复我的老问题时,他说:“中国 当然还有隐士。”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然后他又说:“但是当你遇到他们的时候,你认不出他们;除非他们愿意让你找到,否则你就找不到。”说完,他哈哈大 笑,继续工作去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那天晚上,直到很晚我都没有睡着,一直在惶惑我们怎么能找到那些不愿意被找到的人;还有,为什么我没有早点儿想到这 一点。      第二天是文殊师利圣诞,我爬上了那一千级石阶,去他的圣殿表达我的敬意,并祈求他在我们的考察过程中加持我们。很显然,我们眼下就需要帮助。香燃 尽之前,我们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向南进发。我的思绪再次转向老和尚说的话上——隐士们不愿意被发现。我们到底在中国干什么呢?显然,此刻我们不得不放弃逻 辑。我们是有使命的。      然而,这使命却被旅游打断了。史蒂芬和我饱览了西安的风光,感到心满意足——在西安的怀抱中,曾经有11个朝代在此建都。我们花了几天的时间满足 了自己的历史好奇心,之后去参观最后一个地方:草堂寺。1600年前,鸠摩罗什曾经驻锡于此寺,在此期间翻译出了大量佛经,质量超群,文辞优美。我不能放 过向这位祖师表达敬意的机会,因为我自己曾经是个行者,所以我以行者的方式向他表达了敬意。      汽车在泥泞不堪、车辙纵横的路上向西安西南方向行驶了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到达了草堂寺长长的红墙之外。这些红墙被麦田包围着,看起来似乎是最近才 修复的。除却这座寺庙在古时候的名声,它看起来几乎不值得我们为到这里而付出的努力。但是刚一进寺庙,我就因礼佛者数量之多而大吃一惊。大殿是如此拥挤, 我几乎找不到空隙在鸠摩罗什和释迦牟尼佛像前问讯。正当我要离开的时候,一位老和尚从人群外走过来,向我点头示意——原来他就是草堂寺的方丈,而吸引了这 么多信徒的眼前这一幕场景,乃是因为今天是佛诞。我怎么能忘了呢?!      领我们参观了寺庙的庭院之后,方丈把我们带到他的方丈室里。我告诉他,我们正在寻找隐士。此时,他的几个弟子也涌进屋里。他看看他们,然后又看看 我,最后说:“我对隐士的事情一无所知。但是既然你们远道来了,为什么不参拜一下你们拐入主路以前路过的那座山上的塔呢?那座塔里有道宣的舍利,他肯定知 道他那个时代隐士的事情。”方丈把我们送到大门口,我们依依惜别。      我们回到柏油路上,几分钟后,车停在方丈提到的那座山的山脚下。起初找了几次路,都走错了,后来我们找到一位老人,他愿意给我们当向导。半路上, 史蒂芬和我开始怀疑这座山有没有顶。山上的小路因为最近下了雨而特别滑,我们几次跌倒。一个小时后,我们终于爬上了山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