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师傅诵经疗病的案例
当秘密教派师傅为病人诵经治病时，多半会举行法会、焚香上供等活动，透过膜拜神明、诵读经卷等仪式，希冀为病人消灾祈福，从而医治其病痛。如以红阳教为例，该教向以经卷量多且精致著称，且其活动亦十分重视法会、设坛诵经，故其师傅常以诵念经卷的方式为人祈福治病。如康熙年间，红阳教有位师傅沈自祥原是平南王尚可喜的家奴，他曾到海州地方传教，供奉混元、飘高等祖 师，并为人念经治病。
另乾隆36年（1771），有村民胡广太患病，曾邀红阳教的师傅宋成相、李湖至家念经二次，以祈禳病愈。58又如嘉庆9年（1804），红阳教师傅孟六与同村数人加入红阳会，习念经卷，日后即在外为人念经治病，据清代大学士曹振镛奏称：孟六、彭会、康四与在逃之庞五均籍隶宛平。在广安门外孟家庄居住，彼此素识。嘉庆九年间
孟六同妻杨氏、庞五同妻刘氏，并彭会、康四等均拜同村之谷老为师，入红阳会，谷老家供有飘高老祖图像，每年五月十七日、九月十七日，孟六等各出京钱一百余文，送交谷老烧香上供吃斋，念诵《源流经》、《明心忏》各散。孟六、彭会、康四即在外为人治病念经，念诵求佛祖看病下药等语。用茶叶、花椒等物给人煎服……孟六因先后给深州民妇李张氏，并宛平县
民妇孟傅氏及王庞氏之姑治病痊愈，李张氏等即拜孟六为师入会。……孟六起意复约彭会等拜会。（道光）十年、十一年五月十七日、九月十七日彭会等仍送给孟六钱一百余文，在飘高老祖像烧香上供，背诵《源流》等经卷。
从曹氏奏折中，可知红阳教师傅孟六组织一个以诵经为主的修行团体，平日定期做会诵经。日后会中人士则常出外以念经、茶疗方式为人治病，藉此招人入教。除了红阳教傅常为人诵经治病外，其他教派师傅亦会采取此法做为医疗传教的凭借。如乾隆52年（1787）间，收元教师傅董敏，系直隶蠡县人，曾将其祖父遗存《收元》、《收圆》、及《九莲救度》等经加以改编成歌曲诵读，藉此代人念经消灾治病。时有村民贾立业之母王氏因年老多病，
即邀请董敏等人前往念经治病。
至于圆顿教师傅徐文秀则定期于每年4月初8日、7月15日、10月15等日聚集信徒做会，供奉弥勒佛，念诵「及南无天圆太宝阿弥陀佛」十字佛号、《皇极》等经，以期为人祈福消灾。嘉庆12年（1807），有直隶宛平县居民韩兴患病，遂至徐文秀家央求其念经而被医愈。 另如嘉庆17年（1812），混元教师傅接管教务，将混元老祖神像及经卷等物领回供奉。张景山以念经上供式为人治病，而其举办的做会活动亦颇具规模，往往动员其底下的子弟各司其职，包括带领众人行礼的「领众」、负责上供香烛的「坛主」、陈设经卷的「经文」、约束众人的「管众」、管教众人喫斋的「调众」、买办祭品的「供上」、催人办供名的「催众」等职务。
张景山的案例说明其教派是具组织性的，颇能吸引多人参与，且可从中获得来自医愈病患的酬金。类似这种秘密教派师傅在为人诵经治病，收取病患献纳钱文的情形，仍有若干案例可再加以举证。如乾隆39年（1774），河南鹿邑县农民樊明德因在求医过程中，获有《混元点化书》、《太子问道经》等经书，遂自创混元教，招人入教，并议定每年清明、5月15日、9月初10日、12月初1等日与信徒聚会念经。因此，遂有若干信徒各出钱50文，央请樊明德念经治病。
樊氏念经治病能力颇获得信徒肯定，如安征巡抚裴宗锡奏称：乾隆三十九年三月间，丁洪奇、张菊同往亳州连界之河南鹿邑县邱家集贩卖草帽，寓居樊明德家。因见樊明德每晚诵经，向其查问。樊明德答以仙人传下真经，虔心念诵，死后免入地狱，转生好人，并称有人恳其代念，亦可保佑。丁洪奇等被其愚惑，即央樊明德代念一夜……九月
内，有张菊表弟鲁位因伊母张氏颈项疮，张菊告知樊明德善于念经保佑，鲁位曾至樊明德家给钱二百文，樊明德代为念诵，并给末药调治，伊母旋即痊愈。十月十八日，丁洪奇、张菊各备八折钱三千，同至樊明德家，将钱送给，投拜为师。
混元教樊明德为人念经治病的案例，说明了只要诵经师傅只要能够呈现医疗成效，则其村里居民自会口耳相传，前往求医，师傅遂得以收取钱财，并可吸引人入教。又如嘉庆年间，某一秘密教派师傅滕永安亦能够为人念经治病，获得多位病患的酬谢，如山东巡抚吉纶奏称：
缘朱七子籍隶章邱县，滕泳安赴彼探望，自称能治代为烧香念经，适值痊愈。朱七子因幼年趺伤，胳膊常患疼痛，亦请令医治，滕泳安口授经语，令其讽念，朱七子信服持诵，滕泳安复给抄录《三佛应劫总观通书》一本及《显明册》一本，称系已故县民苏秉义所授，嘱令学习勿传外人……迨十年间，滕泳安藉称治病煽惑敛钱，每于三九两月初一日，在家供佛诱人，至彼求福，有庄邻张马氏……各因亲属及自己患病，先后邀请滕泳安念经医治，或酬谢京钱一二百文或粮食一二升不等，滕泳安即乘机传授经咒。
由于秘密教派师傅为人诵经治病可获得病患的酬谢，遂出现若干人士假借诵经治病的名义，向希冀祈求病愈的患者或家属骗取钱文的案例。如道光17年（1837），山东村民王礼假藉红阳经卷名义，企图以念经治病方式从中获取经济利益，据山东巡抚经额布奏称：又现获之王礼于道光十六年四月间赴昔存今故之刘复保家闲晃，见混元泰山等经各一部，内有
飘高老祖等邪神名号，向刘复保查问，称系伊故父曾充泰山庙道士，因有此经，因有此经，不知得自何人，当即借回阅看，王礼特故将经收藏未还。十七年二月初七日，王礼忆及经内语句新鲜，可以哄动乡愚，起意邀冗素识现获之王义、赵宽、刘庆同在本村观音庙内设坛习念，希图敛钱使用。十二日庄民刘得林因子患病，不知王礼念系邪经，即供给饭食，央令讽诵穰灾，并未送给钱物。
从此奏言中可知王礼并非红阳教教徒，只因自他处得自红阳教经卷后即设坛诵经，亦能够吸引病患家属前来请求诵经消灾，以祈病愈，可见一般民间百姓对于诵经治病之事仍颇为相信。由于民众对于经卷的信服，因此遂有人刻意创立新的秘密教派，以念经治病、摆供做会为号召，藉机引人入教骗钱。如前述乾隆38年（1773），太阳经教师傅朱洪曾因念经自愈而新立此教派名目，以念经治病为名义，招人入教，据河南巡抚何煟奏称：「其教系令人念《太阳经》便可消灾获，相约每年四季携带钱文，不拘多少，至朱洪家敬神」。
朱洪自创的新教派吸引邻里居民的参与，他也从中获得香钱1300文及米豆等物。68又如嘉庆18年（1813），陆林会混元教教首王太平王自创教派，他藉由一本拾得的经卷，向众人宣称做会念经可以治病、消灾获福，遂煞有其事地设坛做会，竟然可吸引百余名民众加入。由上所述，秘密教派师傅为人诵经治病时，不但可藉此引人入教，同时亦可获得来自病患的酬谢，故在乡村社会类似的诵经活动常可见及。大体而言，师傅诵念经卷的名目甚为多元化，不仅包含该教派专属宝卷，亦涵盖他教经卷，显示一般民众对于经卷的疗效相当信服，并不拘泥某一教派经卷。
至于民间秘密教派师傅诵念经卷为病患所治疗的疾病种类，如就附录资料所示，除了叙述不明确的病症外，大致可归结出属于皮肤病的颈项疮、癞疮；身体四肢疼痛性质的足疾、胳膊疼；传染病性质的疟疾、痨症；精神心理异常的疯病等。这些病症反映了不少乡村民众对于诵经疗效的期待，无论染患何种类型疾病即会尝试向秘密教派求治。若进一步探究诵经疗效，据笔者收录25个案列中，治愈案例有5个（含疟症、与癞疮）的情形来看，显示透过秘密教派诵读经卷，可让患者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和身体上的康复，故有不少求医案例。
六、民众求医缘由与习教活动
如探究患病民众之所以向秘密教派师傅求医，希冀藉由诵经祷祝方式医愈其病的缘由，则与医疗环境、求医管道、医疗过程、经济条件、识字水平等因素有关。以医疗环境来说，乡村社会的医疗条件较不充足，较缺乏开设药铺的医生为村民治病，71因此具有医病能力的秘密教派师傅就成为他们求助的对象。当民众自身或其家人患病时，不免四处求医，在因缘际会与秘密教派师傅接触时，即容易接纳其必须入教念经，才能将疾病治愈的说辞。如嘉庆3年（1798），籍隶江西余干县的居民卢晋士，从事剃头生理，因染患足疾，即被大乘教师傅刘鹏万劝令入教吃斋念经，表示可保证病愈。卢晋士因而拜刘鹏万为师，诵习《天缘》、《十报》等经，并学习五戒及十二步教法。
嘉庆年间，另有江西地区大乘教师傅，亦藉由诵经可治病的说法劝人入教，并且辗转传徒，教徒人数激增，如巴哈布奏称：彭善海籍隶湘阴县，徐得宾籍隶江西高安县，均手艺小贸易营生。嘉庆二年，徐得宾前赴江西吉水县四虚地方置买铁货，会遇在彼开店之江西清江县人黄明万，时徐得宾谈及向来身患吐血病症，医治无效。黄明万告知伊系大乘教门徒，法名普筹，其教传有一十二步功夫名目，如入教学习，即可消灾延寿。徐得宾信以为寔，就拜黄明万为师，传授一步至三步经语，法名悟慈，抄给经卷、榜文、纸画、观音图像并铁佛一座，徐得宾携回朝夕供奉，茹斋念经，随将一二步经语传与族人徐近伊、邻人郑光成二人抄给经卷。十七年四月内……（徐得宾）赁寓刘添名家……徐得宾告知拜从黄明万学习大乘教茹斋念经，夙疾即愈，劝令入教，可以获福……彭善海）亦拜徐得宾为师，学习一二步经语并向徐得宾借得经卷榜文抄录、茹斋念经……（嘉庆）二十年正月内，彭善海因无生理，携带经卷、榜文赴宁远县 贸易投寓欧启昆家，将习教茹斋可以获福缘由告述欧启昆听信，随转引欧洪得、谭一奉，同拜彭善海为师，抄给经卷，
携回茹斋讽诵。彭善海随赴蓝山县地方先后会遇梁文星…十人，告以母病，彭善海即令入教茹斋，并未传抄经语，亦教习步数。
从上述奏言中，一般平民百姓对于诵习经卷可以却病消灾的说法相当信服，不管是否染患疾病，当他们辗转被告知诵经的诸多好处时，即愿意习教，传钞经卷，入教人数遂不断激增。此外，有些病患则是为求病愈，主动拜师入教，习诵经卷。如大乘教师傅张东安系山东荷泽县人，他先后曾拜王有先、张鲁彦为师，诵读《护道榜文》、《苦行悟道经》之类经卷。74嘉庆16年（1811）间，有同县居民因欲求病愈，遂拜张东安为师，冀望能诵经疗病，据山东巡抚陈预奏称：嘉庆十六年间，张鲁彦物故，有与张东安同县之孟光柱、季化民并已故之李义、刘畛，因久疟不痊，均欲拜张东安为师，诵经疗病，张东安应允，孟光柱、季化民各赴张东安家上供敬神，焚香磕头，拜张东安为师入教，张东安即口授咒语：「苦海无边众生贪，我今渡你登彼岸，一报天地覆载恩，二报日月照临恩」四句咒语。季化民并诵念经卷，孟光柱因不识字，并未诵经，张东安识字无多，不知讲解，亦未将经卷念完，足记经内有无生父母本来真空能变化，本是家乡能变化等句忏语。
此案例说明山东荷泽地方的几位民众因「久疟不痊」，长期忍受疾病之苦，亦可能在求助无门的情形下，转而加入秘密教派，以期透过诵经方式祈求病愈。另有些民众则是因听闻师傅诵经治愈疾病的消息，而主动向秘密教派求治。如前述红阳教师傅陈谨、太阳经教朱洪皆因诵经治愈其自身的病痛。混元教师傅樊明德诵经治愈病患的疮症等。
这些诵经愈病的实例，强化民众对诵经疗效的信念，遂前往求医或直接拜师入教。
至于患病民众会央求秘密教派代诵经卷缘由，有些因素是出于患者并不识字，无法诵念经卷有关。据相关资料显示，有不少秘密教派教徒因无识字水平，故难以了解经文内容，如红阳教女教徒朱王氏虽曾收藏其师傅传留下来的《红阳玉华真经》、《混元红阳经》、《治病符书》等经卷，但因不识字，未能念诵经卷。78另红阳教教徒曹七供称：「伊与吴文焕、曹文升、永新和尚抄了一本了言经，伊与吴文焕不识字，止会打铛锣，遇村中丧事给人家忏悔。」
又川陕楚白莲教教徒王廷诏供称：「我身边带的经卷，原是祖父留下的……我所以常带在身边的。我并不识字，也不知经内说的是什么」。
在民众知识水平不足的情形下，他们只得仰赖秘密教派师傅为其诵经，如前述山东省大新庄村民赵甫性等4人因不识字又染患疟病，遂央请红阳教师陈谨代为诵经。
又如嘉庆年间，前述山东荷泽县村民孟光柱等人亦因不识字且患疟症，亦央请大乘教师傅张东安代念经卷。
再者，由于秘密教派师傅为人诵经治病的方式较为简易，可省却患者求治过程的不便，也是促使民众愿意求医的因素之一。当秘密教派师傅为人诵经治病时，师傅或是病患多半只须准备素供、香烛之类的供品，在用黄纸书写的神明牌位或是神像前上香膜拜、虔心祷祝，再由师傅讽诵经卷（有时须覆诵多遍以增加疗效）即算完成医治程序。在此过程中，民众既无须忍受传统医疗中的外科开刀手术之苦，也无须服饮具苦性的药汤，只
须跟随师傅祷祝诵经即可，故民众也愿意尝试用此疗法以寻得心灵慰藉。此外，民众央求秘密教派师傅诵念经卷时，无须负担太多的医疗费用，也是其求医的经济考量。大体而言，民众在求治过程献纳给师傅的钱文名目，多半属于做会上供费用、师傅诵经酬金、入教拜师礼金等。基本上，这些求医或入教钱文并无定数，但金额有限，有的甚至只提供饭食并未
纳钱，
故不会造成民众的经济负担。如前述的太阳经教诵经做会时系「相约每年四季携带钱文，
不拘多少」；混元教师傅樊明德为人诵经时，患者只出钱50文、200文不等；某一教派师傅则获得病患酬谢100、200文或粮食1、2升等。至于患者或其家属如拜师习经时，其献纳给师傅的钱文以100、200文至数百文的例子最为普遍，约相当于当时1个农工1、2日的工资所得88，尚对其生计尚不构成影响。
当民众基于各种缘由向秘密教派师傅求医时，即是教派扩展的契机。有些患者会求医时接受师傅劝令拜师入教，有些人则是因亲身接触或传闻诵念经卷的疗效，体认到宗教的神奇力量与神明的佑助，而愿意参与习教活动，甚至在地方上形成一个吃斋念经团，到处为人念经治病，赚点生活费。如前述红阳会师傅孟六为几位妇女诵经治愈其疾病时，即拜师入教；混元教师傅樊明德为人诵经愈病，而吸引丁洪奇、张菊入教；另混元教张景山师傅因治愈萧呈、王帼玺其父母的疾病后，二人也献纳钱文，参与做会上供活动
此外，有些秘密教派师傅为求教派扩展，则会将被其医愈的病患聚集，使他们共同参与该教的念经做会活动，则无形中可引人入教，如先前所述山西桥梁会教首胡昌思即是用此方法招收信徒，乾隆17年（1752），山西巡抚阿思哈曾奏称：
（胡思昌）信佛后，愈年逾三十念经拜佛，并为人念经治病，亦有医痊之人，每逢正月二十九日之期会，集病愈之男人念经，三十日会集病愈之女人念经，各带布施粮食数升，众人饭食之余，留作修桥费用，又募化银钱建盖茶房数间施茶，并有曾经治病痊好之人王存古……等人情愿为徒入会，初名无为教，后因查禁，改名桥梁会。
另有些患者在拜师习经后，也能够为人诵经治病、招纳徒弟，升格为教中师傅。如前述直隶宛平县居民韩兴曾因患病，被圆顿教师傅徐文秀念经医愈后，虽未实时拜徐氏为师，却常至其家中念经做会。直至嘉庆15年（1810），韩兴才正式拜师入教，往后亦常劝人入教，招人为徒，据清廷大学士曹振镛所奏称：
次年（嘉庆十三年）十月间徐文秀病故，其徒宋张氏接管教务。十五年韩兴拜宋张氏为点师
……（嘉庆）二十五年四月间，韩兴与李红德会遇，问知伊母石氏患病情由，随劝令入教，可保伊母平安，李红德应允，韩兴告知作会日期，李红德于十月间赴韩兴家入教，送给京钱五百文，经韩兴传给十字佛号，……道光七年间，李红德之妻吴氏因病至韩兴家佛前上供许愿，韩兴复劝令入教，传给十字佛号。
从此奏言可知，韩兴原只是一个向教派师傅求医的病患，在经由师傅念经治病医愈后，使他对该教派产生信心，经常参与其内部的聚会活动。因此，当他接触有家属患病的民众时，即热心向其传教，藉此扩展该教派的发展。另道光16年（1836）间，加入报恩会的贵州龙果县民众袁艾因染患痨病，而默写诵念《开示经》。日后他又将此经卷改编为《三皈五戒指南歌》，令人抄写，送给病患诵读，并从中收人为徒。
总之，民间秘密宗教以诵念经卷为人治病方式，为一般平民百姓提供一条便捷的求医管道。当民众自身或是亲属患病四处求医时，基于秘密教派师傅的劝诱或是对其治病能力传闻，再则他们或因自身无识字水平须仰赖他人诵念，且基于疗程简便、费用省简等因素考量下，遂愿意参与秘密教派的诵经祈福活动，以期早日病愈。在此诵经过程中，有些民众幸而病愈或是病愈后仍持续参与教派的做会活动，使他们深刻体会习教的好处，不但自身拜师入教，也传播教派、招人入教，使得教派得以扩展其势力，更深植于下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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