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号是古代封建帝王用来纪年的名号。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后正式采用“建元”作为年号，从此“年号”作为制度传承下来，每一位新皇帝登基都要重建“年 号”，一直延续至清末“宣统”为止。期间共历三百二十八帝，长达两千零五十一年，总共使用了七百零八个年号。这些年号中许多都渗透了道教文化的因子，如汉 献帝刘协的“延康”、隋文帝杨坚的“开皇”等采撷自道教经典；王莽的“地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太平真君”等演绎自道教神话；唐玄宗李隆基的“天 宝”、宋真宗赵恒的“大中祥符”等蕴涵着道教祥瑞，这些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出道教作为本土宗教对于中国政治的深远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帝王年号源自道教根本经典《道德经》，这就不仅仅是取其祥瑞、求其庇佑的问题了，更重要的是表明这些帝王对《道德经》治国策 略和政治理想的认同和赞赏。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历代崇奉道教的帝王大都热衷炼丹求仙、大兴土木，挥霍民脂民膏，违背了《道德经》“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 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的宗旨，最终将国家治理得“国非其国”。
一
太初（前104-前101）、太始（前96-前93），是汉武帝刘彻的两个年号。西汉沿用秦代历法颛顼历，经过一百余年，误差积累已很明显。 汉武帝于元封七年（前104）颁行由落下闳、邓平修订的历法，并改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因而新历又称为太初历。《列子•天瑞》说：“有太易，有太初，有太 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道者，谓太初也。太初者，道之初也。”列子作为道家学派的重 要成员，其思想可以追溯至《道德经》首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天地万物未生之前“道”就已经存在了，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可见太初和太始符合《道德经》所描绘的天地未判、混沌未分然而大道充盈、无所不备 的至极状态。汉初以道家思想治国，使人民摆脱秦朝苛政得以休养生息，史称“文景之治”。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却毕生热衷求仙封禅和鬼神之祀，宠 信方士公孙卿、栾大、李少君之流，加之穷兵黩武，好大喜功，挥霍无度，致使“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晚年汉武帝下《罪己诏》检讨自己，痛定思痛地说：“向 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
除此之外，南北朝时还有四位帝王定“太初”为年号，分别是：前秦高帝苻登（386-394），西秦高祖武元王乞伏乾归（388-400），南凉烈祖武王秃发乌孤（397-399），南朝宋皇帝刘劭（453-453）。
太上 十六国中占据齐鲁之地的南燕国主慕容超年号（405-410）。《道德经》第十七章：“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 足，焉有不信。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统治者的最高境界是无为而治，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幸福而意识不到统治者的存在。“日出而作，日 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列子•仲尼》的一则故事为道家的政治理想进行了生动的注解：“尧乃微服游于康衢，闻儿童谣曰：‘立我烝 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慕容超的年号虽然是“太上”，但他的统治恰恰是“太下”的“畏之辱之”。史载他在位期间“不恤政事，畋游是好”， 屡次派兵到东晋境内掳掠男女和财物，“朝野失望，百姓苦之”。最终都城广固（今山东青州）被刘裕攻破，慕容超被送往建康（今南京）斩首，南燕政权遂告灭 亡。
此外，“太上”有最上之意，道教尊《道德经》的作者老子为太上老君，简称太上。后世不少道经皆假借太上之名，例如《太上感应篇》、《太上洞渊神咒经》、《太上老清净经》等。
二
建德 北周武帝宇文邕年号（572-578），语出《道德经》第四十一章：“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偷”在这里有闲散、秘密的意思，统治 者“无为而治”，貌似懒惰闲散，好像什么也没有做，却使人民的利益得到了最大满足。他不虚张声势，不以功成而自居，老百姓即使想歌功颂德也找不到理由。
宇文邕是一位励精图治、很有作为的皇帝，他韬光养晦十二年，终于在天和七年（572）杀死权臣宇文护，亲自执掌朝政，并改元建德，希望能成就 一番伟业。宇文邕“弃奢淫，去浮伪”，平时著布袍寝布被，无金宝饰物，后宫仅有嫔妃十余人，劳谦接下，以治国为己任，每次征战，皆身先将士，深得将士崇 敬。宇文邕喜好道教，曾召请韦节、严达、王延等道士上殿咨问，为他们建立道观，赏给钱物，资助他们整理编修道教经书，弘扬教义。他在位期间曾经两次下诏灭 佛，佛像经书焚毁，寺庙田产收为国有，僧尼勒令还俗，寺院占有的大量人口开始纳税服役，社会经济得以一定程度的恢复。灭掉北齐、统一北方后的宇文邕踌躇满 志。公元578年，正当他打算“平突厥，定江南”，实现统一全国理想的时候，不幸暴病于北伐途中。
大成 北周宣帝宇文赟年号（579），语出《道德经》四十五章：“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再完美的东西看上去也是有缺陷的，然而它的作用却 是永无穷尽的，或者说正是看上去的“缺陷”恰恰能够成其大，使“其用不弊”。这也符合《道德经》所言“天网恢恢，疏而不失”之意。
大象 北周静帝宇文阐年号（579-580），语出《道德经》三十五章：“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大象”是得道者所进入的真实不虚、灵明不昧的 最高境界，世间万物都会在这里出现。万物和谐，我无害物之心，物无害我之意，自然能够镇定自若，泰然处之，相安无事。圣人治国，“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 教”，营造自然淳朴的社会风尚，天下有志之士自然慕道而来。圣人没有国家和民族偏见，而是一视同仁。这样以来，社会就形成了各民族和睦相处的太平盛世景 象。此外《道德经》四十一章也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意思是说世界上最伟大恢弘、崇高壮丽的气派和境界，往往并不拘泥于一定的事物和格局，而是表现 出“气象万千”的面貌和场景。这一盛世气象却没有在北周出现。
武帝宇文邕对太子宇文赟要求十分严格，但是宇文赟却很不成器，他甚至对着父亲的棺材叫骂：“死得太晚了！”史称“宣帝初立，即逞奢欲”。宇文 赟喜好排场，沉湎酒色，嬉游无度，疏于朝政，即位不到一年，为了过一过当“太上皇”的瘾，才二十一岁的宇文赟便“禅位于太子阐，大赦，改元大象，自称天元 皇帝”。他所居住的宫殿称“天台”，对臣下讲话时自称“天”而不称“朕”。宇文赟还经常坐在一尊大佛像和一尊天尊像中间，在广场观看杂戏表演。公元５８０ 年二十二岁的宇文邕于天兴宫避暑时病死，581年杨坚废掉八岁的外孙静帝宇文阐，建立隋王朝。对于北周这段历史，王夫之认为武帝宇文邕虽然政绩斐然，但其 穷兵黩武已使民心背离；加之天元皇帝两年多穷凶极欲，两代君王皆忘记以德治国、无为而无不为的古训，这是社稷易主的重要原因。
三
久视 武则天年号（700-701），语出《道德经》五十九章：“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意为统治者只要遵循内圣外王之道，不仅可 以自己健康长寿，兼可使国家长治久安。公元700年5月初5日，七十七岁的武则天服用长生药病愈，改元“久视”，大赦天下，并除去“天册金轮大圣”之号。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策略性地采取崇佛抑道的政策，声称自己是弥勒佛转世取唐而做皇帝。她所用的年号如“证圣”、“通天”、“神功”、“大 足”等都有佛教内容，与以道教始祖后裔自居的唐太宗“贞观”，唐高宗“永徽”、“乾封”、“上元”、“弘道”等道教化的年号形成鲜明对比。
广德 唐代宗李豫年号（763-764），语出《道德经》四十一章：“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大德之人总感觉自己德性不足，做了功德好似没做一样， 从来不会因此而满足骄傲，也不需要世人来赞赏。这确实是统治者应该具有的品质，但是圣人似乎只存在于理想之中，唐代宗的统治实在是乏善可陈。李豫即位之初 安史之乱尚未平定，唐王朝正逐渐走向衰落。当时，东有藩镇割据，北有回纥不断勒索，西有吐蕃不断侵扰。吐蕃甚至在广德元年（763）占领首都长安十一日。 代宗又迷信佛教，寺院占有大量田产人口，国家政治经济进一步恶化。
大顺 唐昭宗李晔年号（890-891），语出《道德经》六十五章：“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大顺指社会运行规律完全符合自然规律，国家安 定，人民幸福。李晔即位之时唐朝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他本人也不断地被宦官集团和藩镇势力所掌控。在位期间李晔一连换了几个吉祥的年号如“景福”、“天 复”、“天祐”，希望上苍能够保佑李家天下，却是有求治之心而回天之力。公元904年李晔被朱温杀害于洛阳。
明道 北宋仁宗赵祯年号（1032-1034），语出《道德经》四十一章：“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光明磊落的道，看上去似乎很暗昧；明白大道之人舍弃小聪明， 虽有智慧而不用，大智若愚，难免被世人讥为糊涂。赵祯在位四十二年，是宋代帝王中最长的。他性情宽厚，不事奢华，善于纳谏，“虽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皇 帝）”。宋仁宗时期名臣如范仲淹、包拯辈出，国家太平，人民生活相对安定。他死后有人写诗悼念：“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更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觉，春风 吹泪过昭陵。”颇有“太上不知有之”、“无为而治”的味道。
至治 元英宗硕德八剌年号（公元1321年-1323年），语出《庄子•胠箧》：“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 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矣。”此段描写宗之于《道德经》八十章，老子认为至治的社会必定民风淳朴，社会和谐，世界和平，百姓安居乐业，远离 战争威胁。
总之，封建帝王年号用词十分考究，总要反复甄选，撷取汉语中最为吉祥的字眼。或许道教更能体现中国人求福求禄求仙求治的喜庆心理吧，所以历史 上出现了大量富于道教色彩的年号。笔者按历史顺序选取了几个与《道德经》有关的帝王年号进行初步分析，对于这些帝王的政绩略加评点，牵强之处或可难免，然 而对于理解鲁迅先生“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的著名论断或可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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