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人自己的道教史:正一风雨录(一)

一、清初地下反抗组织结社兴起

自满人入关,大明覆灭,清朝建国后,大量的反清复明的志士纷纷转入地下活动,一时间好不热闹。

清政府毕竟要管理这天下,而天下,占据最多的人群便是读书人与农民。

控制天下读书人的最好办法,自然就是给他们一条荣升的路子,所以清政府早就有了计策,在天聪三年便早早开了科举制度,大力尊奉孔子,给天下的士子能有一个出路。

读书人们一看,虽是换了个朝代,然而自己学的孔孟之道,却依然能卖个好价钱,于是就忙着努力读书去了。

对于农民来说,则大力鼓励开垦荒地,要获取土地很简单,地是由谁来开的,便归属于谁,既然有如此好事,大量的农民也纷纷跑去开垦荒地去了。

读书人忙着考功名,农民忙着开垦荒地,这计策不得不说很是管用,剩下有些本来打算反清复明的,也垂头丧气了,看破了世事,依托于宗教。

不过清政府刚建立,却是没什么管理经验,顺治年幼,而摄政王多尔衮的管理下,满族的贵族没安稳两年,就开始了圈地,汉人的土地不但大量圈占,后来更发展到连房屋也在圈占之列。

史载“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妻孥丑者携去,欲留者不敢携。其佃户无生者,反依之以耕种焉”。

直到顺治四年,多尔衮才发布条例,“永行禁止”圈地,实际上是一直到顺治八年,零星的圈地仍然在进行。

农民们本来忙着开垦土地,现在开便会被抢,更也无处说理,自然是要闹的,加上扬州十日与嘉定十屠本来就有仇恨也没过几年,自然是要反抗的。

正好终究还是有堆不服气的,整天惦记着反清复明的志士们,大概是想到了建立大明的朱元璋便是借着明教打家劫舍起家的。

于是乎,借着各种新编宗教的名义,拉着失去土地的农民们传教,一时间出纷纷出现了大量的宗教社团,先先后后,什么这个教那个门,如白莲教、黄天教、闻香教、先天教、罗教等等,都发展兴旺了起来。

这些地下宗教有个好处,就是不用讲太多的道理,反正大部分农民文化也不高,所以不需要什么复杂的义理,只要随便弄点神迹出来,再鼓吹一番便好.

众所周知的,传销这门技术,最初就是从基督教传教方式里挖掘出来的,再加个佛教净土方便法门,只管念万能的南无阿弥陀佛的大杀器,有广泛的信仰。

把天国门票彻底往低了卖,不怕他们不乖乖信服。

所以净土的方便法门与洗脑神学一融合,就成了香悖悖,各地教主们跑去纷纷去搞多教合一。

其实说来有趣,这些地下宗教,其实最初成立的时候,大多是在明朝末年,最初的打算,大概是惦记的是发展起来,怎么推翻大明自己做主人。

满人一入关,天下立时换了个主,不过,这是不打紧的,正好四处宣传,拉着大家反清复明。

这些在清朝的统治者看来都是邪教,毕竟有那么一撮人整天在那里思寻怎么推翻大清政府,虽然看起来成不了什么气候,但终究是不安定团结的因素。

尽管民间地下组织热热闹闹,但实际上但作为正教的道教来说,传承几千年,无论是正一还是全真,早早便习惯了天下风云变换,世间的朝代更替,也不放在心上,闭门自己修自己的。

然而清政府却不这么想,总不可能不管理起来,毕竟自己是外族,虽然要试图天下满汉一家,但这也不是说说就能办到的事。

总有一些人是顽固,无论你怎么说,怎么做,都是要在其中找事的,所以也不得不采取些手段来进行捆绑,这样才能彻底巩固统治,做到天下一统。

汉人的宗教,佛教倒是好说,都是出家的和尚,住在庙里,俗话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盯死了庙,你和尚总是没处跑去。

加上佛教本身又有“不依国主,则法事不立”的传统,总是会与统治者打得比较热乎,尤其佛教的逆来顺受的教义也有利于弱化大众的骨头,所以佛教不是特别需要操心的事。

而且,早在入关前,清太宗皇太极时就设置了僧录司,与藏地喇嘛们就有接触交往,书信频繁,与佛教毕竟有渊源。

让他们的头痛的则是道教,尤其是正一道,本身组织松散,对他们来说,正一道的法位制度与其说是组织管理,倒不如说更像是一个荣誉颁发机构。

龙虎山天师府总是会对各地推荐而来的大法师们,进行考核认证后,然后授予相应的称号,至于法师们授完箓后,便回去各地,如非要事,恐怕这辈子都不会再去几次龙虎山。

但终究是能管总比不管好,所以他们也打算通过延续历朝历代的方法,通过加官进爵,授些虚衔给道教正一的天师,起码在龙虎山那里有各地法师的名单,这样也方便管理。

而且,给正一的天师封个称号,反正是他是拒绝不了的,这必然也会引起民间地下宗教们的不满,这样就能把正一的与地下宗教隔离开了,然后再多让正一的表面上表态宣扬下忠君爱国的东西,不但能对百姓产生些影响力,还能转移下民间地下社团的注意力。

顺治帝就是这样打算的。

二、明末皇宫闹鬼与罗天大醮

谈到这里,便要说说前话了,话说,早在明朝覆灭前,崇祯十三年(公元的1640年)的时候,明朝崇祯皇帝便邀请过张应京入京,正好遇到皇太子重病,于是张应京便给皇子行法治疗,结果自然是效果不错,于是大加赏赐了一番。

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开始,也许是压力太大了,皇宫大概是疯了不少人,官员、太监以及宫女们之间相互传言经常看到奇怪的影子飘过,一时间议论纷纷,都说紫禁城里闹鬼了。

其实紫禁城哪里容易闹鬼,且不论风水大格局摆在那里,皇城里也不乏三清像、雷神殿等道观等在那里镇着,真有什么鬼也不敢那么闹腾,那这是怎么回事?

实际上,从崇祯十三年,“瘟疫传染,人死八九”,一直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秋间发生的腺鼠疫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天转化为肺鼠疫。

到了崇祯十六年八月的时候,邻近北京的天津爆发肺鼠疫更加夸张,史载“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

根据崇祯十七年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的说法,“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所以,当初整个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约为40%甚至更多,可谓是横尸遍野,十室九空,整个京城空荡荡的,宫里的人说不怕是不可能的,万一哪天要是传染到宫内,估计结果就是被集中圈起来被烧死,这种情况下,诞生各种流言非常正常。

崇祯皇帝大概一直觉得自己个很努力的皇帝的,三十岁头发都忙白了就是证明,所以他百思不得其解,国家遇到那么频繁的灾难,难道真的是自己德行有亏,在治理上有什么问题?

天下有乱,必是有君主德行有亏,这个感应之说在历代的文化老夫子们的严厉训斥之下,无论你统治者信不信不重要,反正你不能不信。

这里有一个历史背景,那就是明朝末期,正好遇到小冰河期,连受七十二年天灾,朝廷整天忙于不是这里救灾便是那里救灾,加在朝政大权也都落在大臣们手里,皇帝无论想干点什么事,都处处受到掣肘。

灾多自然人死亡的就多,死亡的人一多,自然瘟疫也容易蔓延,所以通常大灾之后,都会出现瘟疫。

可能是考虑到治瘟疫这种事,还是道教天师的比较擅长,同年十二月,崇祯果断宣五十二代天师张应京入朝觐见。

实际上,这个时候李自成把全国已经打得差不多了,基本上已经准备要入侵京城了,天下大势早已经分明,张应京其实是可以不去的,不过他还是去了。

崇祯十七年二月,崇祯皇帝恳请张应京主持罗天大醮,这次大醮,选了道士及僧人各三百人共同进行,历时四十九天,其间每隔三天,崇祯都会来醮坛上请求说,世上有任何罪孽,都请加到他一个人身上。

罗天大醮结束后,崇祯皇帝仍心中仍有一丝希望,问张应京情况,张应京回复说“上天已经派北方的圣君下人间斩除妖魔”,后崇祯皇帝又问国运如何,张应京大概是不忍说实话,只好回复说:国家绵延长久,万子万孙。

崇祯皇帝大概听了很高兴,但是终究是不明白问国运的套路,早在隋朝时,萧吉便早早的有过先例了,当问及国运时,萧吉回答的是“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实际上“二千”,可拆为“二丿十”,合观即为“三十”二字;“世二百”,《隋书》谓“三十二运”,《北史》、《通志》谓“取世二运”,《通鉴》引为“取世二传”,因“世”可拆为“卅”,“二百”也可拆为“三十二”。

这里说的北方的圣君,其实是北方的满人入关,而万子万孙,万字其实指的是在万历这个时代就结束了。

后京城被破,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崇祯皇帝不但亲自持剑砍杀妻妾、女儿,幼女昭仁公主致死,还将长女长平公主断臂重伤,一生贤德的周皇后也在坤宁宫自缢,于十九日凌晨,天将曙明,崇祯揩御笔太监王承恩离开紫禁城,登上皇家禁苑煤山,在一株老槐树下自缢身亡,时年33岁。

大概有些不明究里的人认为这样是不是太残忍,李自成虽然说是农民起义,但实际上谈不上什么受压迫而揭竿而起的正义行为,本也不讲什么操守。

在入京的后七八天,便开始了烧杀抢掠,奸淫妇女,如果皇家的人女眷落在他的手里,后果自是不必多说。

同年四月,也被称为顺治元年,多尔衮率八旗军与明总兵吴三桂合兵,在山海关内外会战李自成,李自成战败,退出北京。

前面说到张应京的回答,有的人认为这是后人牵强附会,这大概只有张应京自己才知道了。

三、天师献符被拒

回到正文,正因为有前面的铺垫,顺治三年,多尔衮在担任摄政王时,张应京托江西巡抚李翔凤进贡清庭正一真人符四十幅。

张应京这样做自然是有其原因的,因为道教在清朝衰落的大势,外人不清楚,经历过元朝统治的天师家族不可能不清楚,外族入华,会对汉人宗教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是必须要弄清楚的。

通过献符这种举动,可以试探出统治者的态度。

然而张应京得到回复却是:“为治之道,惟在敬天勤民,安所事此!朝廷一用,天下必至效尤,其置之。”

这个意思是,治国之道,在于敬天勤民,不需要供奉你的什么符,如果朝廷用了你的这些符,那么天下必然都会校仿,所以我们将它们收藏起来不用。

这话虽说得漂亮,但现实总是打脸,多尔衮的所谓敬天勤民,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具体的表现。

从顺治三年起到顺治八年间,朝廷风雨不断自不多说,如开头所说的,满族的贵族圈地使得大量的百姓失去土地与住宅,没有事干自然只能参加清复明活动了,于是民间结社与反抗日益激烈,各地诸如白莲、无为、闻香教等等频繁闹事不断。

这里也要提一下顺治,顺治在幼年和少年时期,基本上接受的全是满人教育,而多尔衮以顺治年幼为理由,坚持拒绝给他汉人教育,直到1650年多尔衮去世后,顺治才有机会接受汉学。

然而顺治一开始接触到的却是汤若望,汤若望费尽苦心试图让顺治信仰基督教,培养起来了的基本信仰理念。

众所周知,西方神学洗脑那套东西还是很精彩的,但中西文化毕竟是有差异的,起码你非要说满族相信的萨满教里面的都是邪魔,那是绝对不能认可的,换切换到佛教,可以将一切都解释成护法,而更近似萨满的密宗自然也更容易得到满族皇室的青睐。

顺治大概也是怀着这样的迷惑与冲击,后来听闻河北遵化景忠山曹洞宗的僧人海寿法师在山洞修炼了九年,于是前去接触,开始了解了禅宗,开始对佛教产生深厚兴趣。

禅宗本来就是道佛合流的产物,充满了各种行为艺术与精彩段子,很多东西确实是能引发人的深思,就这样,汤若望的苦心就被佛教摘了桃子。

顺治八年(1651年),苏克萨哈、詹岱、穆齐伦首告摄政王多尔衮谋逆。

多尔衮被顺治诛杀全家后,不但诛杀其党羽,还追罪多尔衮,削其尊号及其母妻追封,撤去庙享。

四、顺治封赏天师

清政府眼见闹腾的实在太厉害,大概是感觉是扛不住了,于是改变了主意,决定还是不能离开道教,所以需要把宗教管理起来,所以也就改变了主意,反正当年的拒绝张应京的事是多尔衮干的,而他也是谋乱被诛的,也不在乎啪啪啪地打他脸了。

同年,顺治突然开始宣第52代天师张应京入朝觐见,并且直接敕授正一嗣教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给一品印。

然而说实话,虽然清政府初立时,张应京曾顺势送上了四十道符,但是真得到了勅封,这未必就能说一件开心的事。

因为其时天下仍然不稳,大量的民间结社地下宗教都还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一受封,但是难免会被天下人谩骂。

虽然不知张应京的心情如何,但是同年,张应京回龙虎山途中,于扬州琼花观时羽化,此年,26岁的第53代天师张洪任继任天师。

有人认为这个历史事件其实影响到了道教自身的格局,因为这样的情况,导致了很多正一的纷纷转入了全真。

根据已故道教学者莫妮卡的研究,全真道的兴起,主要发展的地区,确实都是原来正一道频繁活动的区域,并且也发现不少全真早期的祖师级著名人物,史料上都明确记载,曾学习过正一法,然后投身全真去了,毕竟这个时候虽然看起全真更加自由并逍遥自在,但哪里有那么多好事,清政府自然也不会放过全真,但这是后话了。

这也能很好解释一个现象,全真最初是没有斋醮的,但事实上全真有全真科仪,虽然很明显后来的全真科仪基本上是从正一科义演变而来,最著名的如《广成义制》其实原来也是正一火居道士们的东西,改科制典是需要非常丰富的科仪知识的,不是专业的行科道士很难凭空改编。

到顺治十二年(1655年),第53代天师张洪任入觐,因为当时传说外藩有妖为害,所以朝廷命令去驱除,张洪任派遣法员高惟泰、杨幼芬出塞外进行劾治立应,各部落均感受到了其神奇之处,才相信道法未曾衰落。于是张洪任又被袭封为大真人,并得到敕免本户及龙虎山大上清宫各色徭役。

张洪任与苏州的施道渊交往甚密,施道渊童真出家为朝真观道士,遇异人张信符授以丹诀,曾授戒于全真王常月,后师从龙虎山真人徐演真,修习五雷法,能驱役百神,后立志要重建穹窿山,以供奉三茅真君,最后在不懈努力下终于建立了大量的江南宫观。

在1699年,还由张洪任为其向顺治帝请赐了观名“上真观”,并赐穹窿山道士施道渊号“养元抱一宣教演化法师”

现今穹窿山上真观便是其址,后一直扩建,据说到了清朝末年,上真观殿堂轩阁,有房二千余间,分三十六房分管,有宫殿轩阁堂四十余座。

五、康熙赐乾坤玉剑

康熙十八年,即1679年,13岁的少年天师张继宗入京面圣,正逢有人争夺天师之位,于是康熙便让两人设坛祈雨斗法,后来张继宗获胜,于是赐书“碧城”额以为其号。

尤其是在这年,康熙与张继宗一同立了一个规定:每隔三年,由当代天师负责,从龙虎山选派年轻优秀的道士来京担当“御前值季法官”。

这些法官将由皇室供养,潜心修行并全权负责一切重大的宫廷道场,如每年的皇帝万寿圣节要举行连续三十六日的“金箓大醮”,或是每月北斗下降日之类的的小型“礼斗道场”,又或者遇到帝后驾崩,需要举行隆重的“升天道场”等等。

这里顺便要说一下,只有帝后才有资格办“升天道场”,妃子是不允许的,换句话说,只有那些有资格入天子陵寝的才有资格办这个道场,这就如同以前的大户人家,正妻永远是最大的,因为去世后,只有她才有资格进入夫家的祠堂中享受后人香火供奉,而妾是不可以的一样。

而天子的太庙,更是特殊,即使是前朝帝王,也是同样会享受香火祭祀,这一直以来的传传,大概可以理会成这是帝王们对帝王们的惺惺相惜。

所以即便是在大清的统治下,紫禁城中也要祭祀五方五帝之神,社稷坛要用五色土所搭建等等,这些其中自然有的涉及到了香火的奥妙。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诠释,也可以理解为,这些并非是科不科学的问题,而是一种传统文化习俗。又后到了康熙三十三年(1691年),张继宗奉诏进香五岳,在汴京等地,以铁符镇水。再后又三十五年赐乾坤玉剑,至四十二年诰授光禄大夫,四十六年赐第京师,五十二年赐帑银重修龙虎山殿宇。

从这里可以看出,尽管清政府皇族虽然主要是奉佛教,然而其实也离不了道教。

One thought on “道教人自己的道教史:正一风雨录(一)”

  1. 哎呀哎呀三符先森开新的系列啦?……从清朝开始写吗?……以后会写明朝吗?期待期待!之前听一位去南京办事的道长说朝天宫没有道士了整个人都不好了Q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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