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阴符派谈道家刻版符

        符法艺术的强大生命力,表现在扎根华夏民族的精神土壤之中,具有无比深厚的群众基础。符者,信也,符合也,含相信、相合之意。符号演变为“符瑞”、“符应”,作为吉祥征兆的代称,深受百姓崇信,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历史最悠久,流传最广泛的民间民俗艺术。这种民俗艺术,最早是以“桃符”形式表现出来的。
  华夏先民对桃树有着一种特殊的信仰,尊紫红色的桃木为圣木,相信紫红色的桃木可以避邪。古代神话传说谓东海度朔山有大桃树,其下有二神,名神荼、郁垒,能食百鬼。故农历春节,民间习以桃木板画二神(符)于其上,悬于门户,以驱鬼辟邪。据《山海经》记载: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树,蟠屈三千里,上有二神,统领众鬼。黄帝据此立桃梗以当门户,驱鬼辟邪。《庄子》对桃枝的辟邪作用写道:“插桃枝于户,连灰其下。童子入而不畏,而鬼畏之。”桃梗、桃枝是桃符的最初形态,后来发展为桃板、桃杖、桃人。《玉烛宝典》引《典术》说:桃是“五行之精”,可以厌伏邪气制百鬼,所以作“桃板”著于户。桃木板本身有辟邪的作用,可以在上面画“神荼”、“郁垒”二神的符号和画像,还可写上祈福禳灾的文字,从而大大提高了桃符的艺术品格。
  桃符在周代已很盛行。《周礼•夏官》说,诸侯盟会割牛耳取血,要用桃茢为镇物。据《左传》昭公四年记载,在一次取藏冰的除灾仪式上,就用了桃木做的桃杖。秦汉时,在桃木板上画符,象征吉庆,驱鬼避邪的风俗,更为普遍,并受朝庭倡导。据正史记载,汉代朝廷为规范“桃人”“桃符”的制作,对颜色和尺寸都做出了具体规定。逢年过节,更新桃符,成为一种时尚。《风俗通》有“岁首立桃符于门,画二鬼以辟万鬼”的记载。汉王充《论衡•订鬼》引《山海经》:“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桃符在汉代已成为宫廷内一种不可或缺的礼仪,每年腊日前一日逐疫毕,赐公、卿、将军、特侯、诸侯“苇戟桃杖”之礼(《后汉书吼仪志》)。由此可知汉代腊日的前夜已流行在门旁立桃梗(人)的风俗。民间的桃符也很讲究,有统一的规格。据《后汉书•礼仪志》记载,用桃木板做成的桃符,长六寸,宽三寸。至迟从汉代起,桃符已不是简单的桃木板画上符号,而且混以文字,从而丰富了桃符的内容,正如《淮南子•诠言》许慎注所说:“鬼畏桃,今人以桃梗径寸许,长七八寸,中分之,书祈福禳灾之辞。”至迟到唐末,出现了“桃符”一词,韩鄂《四时纂要》明确指出:“仙木即今之桃符。桃符最初书写二神的名字或描绘图像,后来演变为书写吉祥语,进而发展成为对偶的诗句。
  南北朝时,由于绘画艺术的发展,在挂桃符的同时,增加了门神。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正月一日……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绘二神贴户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俗谓之门神。”至五代以后,渐代之以用纸书写的春联及刻印门神像。宋张唐英的《蜀梼(táo)杌(wǜ)》记载,五代末宋初蜀主孟昶(chǎng)降宋前一年(乾德三年)的除日,因翰林学士幸寅逊在寝门的桃板上题字不如意,于是亲自题写了“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果然新年降宋,吕余庆为成都知府,而长春是宋太祖诞生的嘉号,应了孟昶所题,成为亡蜀先兆。宋黄休复《茅亭客话》卷一也记载了这个故事,还说“每岁除日,诸宫门各给桃符一对,题‘元享利贞’四字”。除了以往桃板、桃符主要用于辟恶外,可在上面写迎春纳福的吉利祝词。这样一来,桃符的性质虽然发生了变化,但符瑞、灵验之信却有增无减。
  宋代桃符习俗久盛不衰。据宋陈元靓《皇朝岁时杂记》卷五:“桃符之制,以薄木板长二三尺,大四五寸,上画神像狻猊白泽之属,或书祝祷之语,岁旦则更之。”王安石《元日》诗云:“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宋代桃符的迎春纳福性质更加明显,北宋《岁时杂记》说:桃符之制,以薄木板长二三尺、大四五寸为之,除了画图像外,“或写春词或书祝祷之语,岁旦则更之”。在长方形桃板上书写春词和祝福语已是桃符的一种类型。南宋高宗时修《嘉泰会稽志》卷一三也说“桃牌书左神荼、右郁垒,亦或书他语,门左右设之”。方回《乙未岁除》诗也说:“诸公富贵新桃版,我是春前旧土牛。”版,同板,即桃板,又叫桃牌、春牌。南宋时代的《梦粱录》还有市场上还卖“迎春牌儿”和除夕“贴春牌”的记载。“春牌”是迎春桃牌之意,是一种新型的桃符。
  桃木板所制春牌,到了明代一般成为纸制,且名为“春帖”。制作材料的改变,使春帖脱离了桃符旧制,成为独立于桃符以外的一种饰品。嘉靖福建《汀州府志》记载了桃符后,接着写到:“春帖:大夫之家俱用五色笺书联句,以贴于门或厅堂柱间,虽工贾亦买而贴之,以见除旧布新之意。”春帖又有“春对”、“春联”、“门联”等名称。其中“春联”一词,成为清代的流行用语,一直沿用到今天。春联的内容,据《清嘉录》所载,“多写千金、百顺、宜春、迪吉、一财、二喜及家声、世泽等语为门联。咸集《葩经》吉语、唐宋人诗句为楹贴”。春联起源于桃符,所以,清代《燕京时岁记》说:“春联者,即桃符也。”
  桃符民俗不仅在汉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少数民族中也得到普遍流传,土家族、彝族、苗族都有挂桃符和贴春联的习俗。相传汉代王昭君出塞和亲,带有七十二道神符,流播于匈奴民间,后来形成了蒙古放的文字符号。据说唐代文成公主远嫁藏域,也带去了汉唐广为流传的神符。桃符还、流传到海外,在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很多国家都可找到它的踪迹。如日本阴阳道即善用禹符步罡踏斗。
  道教对符法艺术的继承和发展。原始符号在文字产生之前,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承担着人人交流的任务,另一方面又是人神交流的工具。随着文字、图画的产生,相互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组成更加完美的符图。当文字从符号中分离出去,成为社会交流的工具之后,原始符号继续承担着人神交流的任务,由原始宗教和早期道团组织继承下来,逐渐发展成为内容丰富,品类繁多的符籙,即道符。
  东汉末年,张陵在蜀中创立并传播天师正一道,融合黄老道符和西南少数民族的巫书,“造作符书”,以符咒为其养生修炼、斋醮科仪、传承道脉的重要法术,从而开创了符法艺术的新纪元。自张陵创教起,道教符籙派肇始,至隋唐800余年,先后形成天师、上清、灵宝三大教派;入宋,道教符籙之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汉唐三大道派的基础上,衍生出北帝、神霄、清微、东华、天心、太一、净明等新的符籙宗派。宋元时期的道教符籙派著述丰富,学说成熟,兴盛空前,道教符籙的发展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明清之际,诸宗暂归同一,大多融入正一派中。从东汉至清代,绵延1800余年,道教符籙派代代相承,起到了延续道脉、普及道理、沟通道教与社会联系的重要作用。符籙是道教的重要法术,往往与咒禁并用,成为道教弘法济世的重要手段,无论炼养修持,还是科仪斋醮,都离不开它,因而有“无符无籙不成道”之说。符籙的广泛使用,并经过道学理论家的整理,形成了完整的道符体系,称其为“三元八会”、“六十四种书”。在符籙体系中,以字符和符图最常见,数量最多。道教字符包括天书、神书、地书、内书、外书、鬼书、中夏书、戎夷书等8类;道教符图包括天象符图、地象符图、人像符图等。道教经典分为十二部,第一本文,第二神符,两者都与符籙有关。在道教浩翰文献中,到处都可见到符籙的影子。由原始符号发展而来的道教符籙,艺术品质不断升华,门类不断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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