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符谈道家(一):人与天

《文子·自然》中说:“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宇宙即代表的时空,这个词念起来总是不如天地那么顺口的,所以古人在描述宇宙时,更喜欢使用”天地”来指代,并且常常在讲述“天地”时,又在单纯地讲述宇宙,而是在讲述对天地万物的理解,也就是系统论。 现代科学发现,一个孤立的系统,它的熵值永远是不断增大的,这是最基本的热力学第二定律,也是这个宇宙中目前已知范围中,无处不在的普遍规则。 假如这个宇宙是孤立的话,那么由于系统的熵值总是增大的,所以总是会越来越混乱的,最后整个宇宙会热寂。 如果悲观一些便可以认为这个世界不免会毁灭,而像印度的教派从古婆门教到佛教,面临这个越来越混乱的世界,采取的方式的都是逃避,所以会反复强调五恶浊世,会强调末法时期,会强调这个世界最终不免于灭亡,而人唯一能做的,只能是修行。 在现实高压的种姓制度下,印度人现实世界中没有任何翻身的机会,所以在思想上不免充满了绝望的色彩,然后又在这现实的绝望之中,试图求取转变的契机,既然面对无法挽回的最终灭亡,便转为求取精神上的解脱。 而这样下功夫,就必然随心,所以当年“本来无一物”的六祖慧能,忽然闻说“因无所住而随其心”方才得到了开悟。 中国传统的文化的思想与印度的是不同的,中国人看到的更是在混乱之中产生的有序:这个世界原本便是混乱的,但是混乱之中渐渐会产生秩序,而这种秩序产生后,又会维持原有的系统进行不断变化。 这源于中国最古老的天地观念,认为一切本起源于混沌,然后太极分判而阴阳生,便有了天地,天清而升,地浊而降,于是天地便分开了来。 从人类社会也可以看出这样的特点,原始人类本来个体之间本身是有利益冲突的,然而团体的力量总是比个人强大,整体上合作获取到的平均收益,在最终的计算下,总比个人获益更多。 于是便有一些人愿意聚集在了一起,也乐于照顾团体中的老人小孩,慢慢地这样成了部族,开始有了规矩,又慢慢成为了国家,有了律法。 这根本原因不是因为人之善,说来最终还是因为天有那一念之慈留下的生机,因为这样才能够促进生物界的团体的合作,然后才能让各类物种一方面能够保持多样性以适应环境,无论环境如此变化,总有能适应生存下来的进行繁衍生息与发展。 而这种认识,自中国上古知识便传承下来,并且指出来这种有序本身就是天道的反映,比如当世界在起源以后,开始也同样是混乱而无序的,然而最终还是构成的巨大的天体,像日月星辰的这些运动仍然有规律可循的。 既然天上的星星的运动都是有规律的,地上的河流地形分布也是有规律的,那么人类社会也必然是应该有规律的,并且最后一定会发展结果,一定是与天地规律相应的。 所以,无论开始是多么混乱的,最终发展总是会有序的。 如果从现今的系统论的角度来说,这就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这个世界本质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所以它最终总会形成动态的平衡。 如果说印度的修行思想是在孤立系统中的视角,那么中国的修行思想是开放系统中的视角。 于是印度人的修行,喜欢讲究说一切要从内求,因为印度人认为自己是可以彻底脱离这个世界。 中国人则认为,光是从内求也是不够的,必须要内外兼修,因为对于这个世界,最多只能从容地逃避,而无法彻底的脱离。 境界再高,也得上厕所。 人世之所以会混乱,是因为失了道,无道便无法治世,在儒家的理念里,这个世界尽管是混乱的,并且有可能越来越混乱,但是完全可以通过校仿天地的方法来消除这些混乱。 因为这个世界已经通过日月星辰的亘古长存,向人们宣告了什么才是秩序,所以天地的运行规律,便是这世上最终极的秩序。 于是春德而秋刑,赏罚应春秋,当人间与天地完全相应的时候,人世自然也就协调了。 不独儒家,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都在干这样的事,百家虽然说是百家,其实也可以说是一家。 因为他们的核心理念都几乎是一致的,只要寻求到“道”,那么就能够完成治世,所以诸子百家都在谈一个道字,所不同的只是在谈论自己认识的道是什么。 奇妙的是,尽管诸子百家百般争议各执一说,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又渐渐开始出现了融合,这本身又是一个从混乱发展到有序的过程。 秦国是在春秋战国之后,第一个完成了中国历史上大统一的国家,所以当时的丞相吕不韦觉得有必要把春秋战国的各家学术都总结一下,于是主持编制了《吕氏春秋》,为了尝试将名、法、墨、农、兵、阴阳家的思想融汇一炉,最终发现道家学说能够成功包容一切。 《吕氏春秋》所反映的思想,可以说是上古道家代表之一,既赞同儒家说的仁义孝悌之道;其它对农家也持贵用的态度;并对于兵家,认为真正的大慈悲,不是不兵,而是“战则胜,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凡兵者必是义兵,而不是只搞霸权;更重要的是也同意法家的重要性和变法的必要性,因为没有法,那么人世还是会乱的,对于这个它举例说,如果家里没根棍子,子女不听话,就没法纠正,而人行盗贼之事,就没办进行处罚。但是对韩非子中的法家中涉及阴谋权术的不赞同,并且也很敏锐地指出了不赞同过于严厉的刑罚,认为这是衰世之术。 当初商鞅变法之后,秦国走上了强盛之路,如同一把凶猛的利剑,而春秋战国正是周室末落的衰世,虎狼之秦这把利剑狠狠斩向了六国,然而当这把利剑斩完了六国之后再无对手,于是便开始了自我毁灭的道路。 其实按《吕氏春秋》认识,也正是现代法学观念,法是必要的,但是必须要认真衡量其中的度,同时也应该审时度势,不断进步与变化。 始皇帝作为第一个皇帝,自然是没有治理庞大的帝国经验的,所以并没有听取吕不韦的建议,仍然采用法家而严治天下的极权主义,进行极端地统治之后,结果数十年大秦便灭亡了。 这在现代很好理解,因为秦始皇时代的极权,举国上下只有一人一言之事。可以说秦始皇得到巨大的权力的同时,并没有充足的经验如何应对这种权力。 这种动一发而牵全身,帝王随意的一个行为,有可能带来很好的发展,也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其实是件很危险的事,因为有时候,失败只需要一个理由就够了。 所以始皇作为唯一的霸主,甚至无法容忍自己的儿子,于是当他突然暴毙后,急忙登位的秦二世并不能唯一的权力中心,天下自然也就大乱了。 到了后世,这个历史经验被吸取了,汉朝初期采用道家黄老之术,休养生息得到了巨大发展,而儒家礼义被用来限制王权,天下通过仁义礼乐作为根本的限制,由此消除权力过度集中而产生的不良影响。 然而到了宋代,儒家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转折,这便是理学的出现,本来理学老老实实做学问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理学的学问中推导的一些的东西,混淆了理与人世的关系,这便导致了很大的问题,这也就是我们所诟病的儒家强迫症。 像朱熹便认为,人的性分两种,一种叫天地之性,一种叫气质之性,天地之性便是理,它是先验而超出人类欲望与感情的,而人类的欲望与感情等,属于气质之性。 更进一步,他根据性的不同,分别出来两种心,一种叫“道心”,一种叫“人心”,追求和实行天理上来讲就叫做“道心”,只是满足于欲望的便叫作“人心”。 显然道心与人心是天然有冲突的,那么如何调和它们呢?朱熹认为,那就是“存天理,灭人欲”,使得“人心”去服从于“道心”。 朱熹天性与人性的对立,指出了人与这个世界终究本质上是矛盾的,这听起来是挺好的,然而一个“灭”字,而执着于一端,这便成了灾难。 朱熹一面以大儒身份批驳着道家与佛家,以维护儒家的正统,但是另一方面也在用着道人身份暗中研究着道家思想。 所以他的这个解读,也更像是试图对《阴符经》的这句话:“天性,人也,人心,机也。”这一句所作做的诠释。 然而从道家来看,朱熹的解读并不是正确的,因为在道家的观念里,天性的根本便是人,而人之心是极为重要的,在《阴符经》中说“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地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 这说明什么问题?人才是最重要的,人是可以导致天翻地覆,心便是这一切的关键所在,这在宋代儒家理学试图建立的理念中,是无法容忍的。 这便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分水岭,道家认为无法使用规矩来强行约束所有的人,而儒家则认为所有的人一切行为都必须屈从于约束,这才符合天理。 如果“存天理,去人欲”当作一种理想,还可以视作良好的修身养性的方式的话,但是后世却进一步因为儒家强迫症,变成了“灭人欲”,便成为了一种变态的禁锢。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最初的理学创立者程颐,他的后代们,只要女子也是从来不用裹脚的,但是到了明清,女子裹脚之却风行天下。 如果儒家的思想最初的思想只是”使其有序化“理想化实践,到朱熹的理学之后,便演变成为“使其禁锢化”。 这未必是朱熹的原意,因为朱子的本意,是试图让儒者消除自身不良的欲望,一切以天理为据,从而不断提炼而升华达到成为圣人境界。 然而统治者必须要运用法家的力量,所以不可能使用纯粹的儒家,协调之下,形成了外儒而内法的平衡。 平衡是微妙的,也是帝王之术的关键所在,但是平衡却不是终极之道,因为有平衡,自然就有失衡。 打破一种平衡,比建立一种平衡要容易得多,当儒家的理学成为了法家的依据时,这就成为了灾难,统治者在尝试禁锢一切的时候,初期很容易尝试到巨大的好处,然而极端的法家毕竟是衰世之术,人心的力量,在禁锢之下的反弹分崩离析,便成为了历代败亡的根源。 当无视于人性的时候,往往就会迎接来毁灭,这不仅在国家与社会,细化到人类个体上也是这样的。 比方说,人类男与女之间是有情感的,并且这种情感往往会超越物质,这也是所有的文学作品所称赞的部分。 但是从生理角度来上,可以认为人在情感中的愉悦体验,实际上是人体激素的分泌带来的,换句话说,人的感觉由激素所支配,所以是被物质所支配的。 于是,便能得出来一个反人类的结论:情感是没有意义的。 … 阅读全文 三符谈道家(一):人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