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人自己的道教史:正一风雨录(一)

一、清初地下反抗组织结社兴起 自满人入关,大明覆灭,清朝建国后,大量的反清复明的志士纷纷转入地下活动,一时间好不热闹。 清政府毕竟要管理这天下,而天下,占据最多的人群便是读书人与农民。 控制天下读书人的最好办法,自然就是给他们一条荣升的路子,所以清政府早就有了计策,在天聪三年便早早开了科举制度,大力尊奉孔子,给天下的士子能有一个出路。 读书人们一看,虽是换了个朝代,然而自己学的孔孟之道,却依然能卖个好价钱,于是就忙着努力读书去了。 对于农民来说,则大力鼓励开垦荒地,要获取土地很简单,地是由谁来开的,便归属于谁,既然有如此好事,大量的农民也纷纷跑去开垦荒地去了。 读书人忙着考功名,农民忙着开垦荒地,这计策不得不说很是管用,剩下有些本来打算反清复明的,也垂头丧气了,看破了世事,依托于宗教。 不过清政府刚建立,却是没什么管理经验,顺治年幼,而摄政王多尔衮的管理下,满族的贵族没安稳两年,就开始了圈地,汉人的土地不但大量圈占,后来更发展到连房屋也在圈占之列。 史载“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妻孥丑者携去,欲留者不敢携。其佃户无生者,反依之以耕种焉”。 直到顺治四年,多尔衮才发布条例,“永行禁止”圈地,实际上是一直到顺治八年,零星的圈地仍然在进行。 农民们本来忙着开垦土地,现在开便会被抢,更也无处说理,自然是要闹的,加上扬州十日与嘉定十屠本来就有仇恨也没过几年,自然是要反抗的。 正好终究还是有堆不服气的,整天惦记着反清复明的志士们,大概是想到了建立大明的朱元璋便是借着明教打家劫舍起家的。 于是乎,借着各种新编宗教的名义,拉着失去土地的农民们传教,一时间出纷纷出现了大量的宗教社团,先先后后,什么这个教那个门,如白莲教、黄天教、闻香教、先天教、罗教等等,都发展兴旺了起来。 这些地下宗教有个好处,就是不用讲太多的道理,反正大部分农民文化也不高,所以不需要什么复杂的义理,只要随便弄点神迹出来,再鼓吹一番便好. 众所周知的,传销这门技术,最初就是从基督教传教方式里挖掘出来的,再加个佛教净土方便法门,只管念万能的南无阿弥陀佛的大杀器,有广泛的信仰。 把天国门票彻底往低了卖,不怕他们不乖乖信服。 所以净土的方便法门与洗脑神学一融合,就成了香悖悖,各地教主们跑去纷纷去搞多教合一。 其实说来有趣,这些地下宗教,其实最初成立的时候,大多是在明朝末年,最初的打算,大概是惦记的是发展起来,怎么推翻大明自己做主人。 满人一入关,天下立时换了个主,不过,这是不打紧的,正好四处宣传,拉着大家反清复明。 这些在清朝的统治者看来都是邪教,毕竟有那么一撮人整天在那里思寻怎么推翻大清政府,虽然看起来成不了什么气候,但终究是不安定团结的因素。 尽管民间地下组织热热闹闹,但实际上但作为正教的道教来说,传承几千年,无论是正一还是全真,早早便习惯了天下风云变换,世间的朝代更替,也不放在心上,闭门自己修自己的。 然而清政府却不这么想,总不可能不管理起来,毕竟自己是外族,虽然要试图天下满汉一家,但这也不是说说就能办到的事。 总有一些人是顽固,无论你怎么说,怎么做,都是要在其中找事的,所以也不得不采取些手段来进行捆绑,这样才能彻底巩固统治,做到天下一统。 汉人的宗教,佛教倒是好说,都是出家的和尚,住在庙里,俗话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盯死了庙,你和尚总是没处跑去。 加上佛教本身又有“不依国主,则法事不立”的传统,总是会与统治者打得比较热乎,尤其佛教的逆来顺受的教义也有利于弱化大众的骨头,所以佛教不是特别需要操心的事。 而且,早在入关前,清太宗皇太极时就设置了僧录司,与藏地喇嘛们就有接触交往,书信频繁,与佛教毕竟有渊源。 让他们的头痛的则是道教,尤其是正一道,本身组织松散,对他们来说,正一道的法位制度与其说是组织管理,倒不如说更像是一个荣誉颁发机构。 龙虎山天师府总是会对各地推荐而来的大法师们,进行考核认证后,然后授予相应的称号,至于法师们授完箓后,便回去各地,如非要事,恐怕这辈子都不会再去几次龙虎山。 但终究是能管总比不管好,所以他们也打算通过延续历朝历代的方法,通过加官进爵,授些虚衔给道教正一的天师,起码在龙虎山那里有各地法师的名单,这样也方便管理。 而且,给正一的天师封个称号,反正是他是拒绝不了的,这必然也会引起民间地下宗教们的不满,这样就能把正一的与地下宗教隔离开了,然后再多让正一的表面上表态宣扬下忠君爱国的东西,不但能对百姓产生些影响力,还能转移下民间地下社团的注意力。 顺治帝就是这样打算的。 二、明末皇宫闹鬼与罗天大醮 谈到这里,便要说说前话了,话说,早在明朝覆灭前,崇祯十三年(公元的1640年)的时候,明朝崇祯皇帝便邀请过张应京入京,正好遇到皇太子重病,于是张应京便给皇子行法治疗,结果自然是效果不错,于是大加赏赐了一番。 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开始,也许是压力太大了,皇宫大概是疯了不少人,官员、太监以及宫女们之间相互传言经常看到奇怪的影子飘过,一时间议论纷纷,都说紫禁城里闹鬼了。 其实紫禁城哪里容易闹鬼,且不论风水大格局摆在那里,皇城里也不乏三清像、雷神殿等道观等在那里镇着,真有什么鬼也不敢那么闹腾,那这是怎么回事? 实际上,从崇祯十三年,“瘟疫传染,人死八九”,一直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秋间发生的腺鼠疫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天转化为肺鼠疫。 到了崇祯十六年八月的时候,邻近北京的天津爆发肺鼠疫更加夸张,史载“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 根据崇祯十七年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的说法,“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所以,当初整个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约为40%甚至更多,可谓是横尸遍野,十室九空,整个京城空荡荡的,宫里的人说不怕是不可能的,万一哪天要是传染到宫内,估计结果就是被集中圈起来被烧死,这种情况下,诞生各种流言非常正常。 崇祯皇帝大概一直觉得自己个很努力的皇帝的,三十岁头发都忙白了就是证明,所以他百思不得其解,国家遇到那么频繁的灾难,难道真的是自己德行有亏,在治理上有什么问题? 天下有乱,必是有君主德行有亏,这个感应之说在历代的文化老夫子们的严厉训斥之下,无论你统治者信不信不重要,反正你不能不信。 这里有一个历史背景,那就是明朝末期,正好遇到小冰河期,连受七十二年天灾,朝廷整天忙于不是这里救灾便是那里救灾,加在朝政大权也都落在大臣们手里,皇帝无论想干点什么事,都处处受到掣肘。 灾多自然人死亡的就多,死亡的人一多,自然瘟疫也容易蔓延,所以通常大灾之后,都会出现瘟疫。 可能是考虑到治瘟疫这种事,还是道教天师的比较擅长,同年十二月,崇祯果断宣五十二代天师张应京入朝觐见。 实际上,这个时候李自成把全国已经打得差不多了,基本上已经准备要入侵京城了,天下大势早已经分明,张应京其实是可以不去的,不过他还是去了。 崇祯十七年二月,崇祯皇帝恳请张应京主持罗天大醮,这次大醮,选了道士及僧人各三百人共同进行,历时四十九天,其间每隔三天,崇祯都会来醮坛上请求说,世上有任何罪孽,都请加到他一个人身上。 罗天大醮结束后,崇祯皇帝仍心中仍有一丝希望,问张应京情况,张应京回复说“上天已经派北方的圣君下人间斩除妖魔”,后崇祯皇帝又问国运如何,张应京大概是不忍说实话,只好回复说:国家绵延长久,万子万孙。 崇祯皇帝大概听了很高兴,但是终究是不明白问国运的套路,早在隋朝时,萧吉便早早的有过先例了,当问及国运时,萧吉回答的是“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实际上“二千”,可拆为“二丿十”,合观即为“三十”二字;“世二百”,《隋书》谓“三十二运”,《北史》、《通志》谓“取世二运”,《通鉴》引为“取世二传”,因“世”可拆为“卅”,“二百”也可拆为“三十二”。 这里说的北方的圣君,其实是北方的满人入关,而万子万孙,万字其实指的是在万历这个时代就结束了。 后京城被破,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崇祯皇帝不但亲自持剑砍杀妻妾、女儿,幼女昭仁公主致死,还将长女长平公主断臂重伤,一生贤德的周皇后也在坤宁宫自缢,于十九日凌晨,天将曙明,崇祯揩御笔太监王承恩离开紫禁城,登上皇家禁苑煤山,在一株老槐树下自缢身亡,时年33岁。 大概有些不明究里的人认为这样是不是太残忍,李自成虽然说是农民起义,但实际上谈不上什么受压迫而揭竿而起的正义行为,本也不讲什么操守。 在入京的后七八天,便开始了烧杀抢掠,奸淫妇女,如果皇家的人女眷落在他的手里,后果自是不必多说。 同年四月,也被称为顺治元年,多尔衮率八旗军与明总兵吴三桂合兵,在山海关内外会战李自成,李自成战败,退出北京。 前面说到张应京的回答,有的人认为这是后人牵强附会,这大概只有张应京自己才知道了。 三、天师献符被拒 … 阅读全文 道教人自己的道教史:正一风雨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