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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符谈道家(一):人与天

《文子·自然》中说:“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宇宙即代表的时空,这个词念起来总是不如天地那么顺口的,所以古人在描述宇宙时,更喜欢使用”天地”来指代,并且常常在讲述“天地”时,又在单纯地讲述宇宙,而是在讲述对天地万物的理解,也就是系统论。 现代科学发现,一个孤立的系统,它的熵值永远是不断增大的,这是最基本的热力学第二定律,也是这个宇宙中目前已知范围中,无处不在的普遍规则。 假如这个宇宙是孤立的话,那么由于系统的熵值总是增大的,所以总是会越来越混乱的,最后整个宇宙会热寂。 如果悲观一些便可以认为这个世界不免会毁灭,而像印度的教派从古婆门教到佛教,面临这个越来越混乱的世界,采取的方式的都是逃避,所以会反复强调五恶浊世,会强调末法时期,会强调这个世界最终不免于灭亡,而人唯一能做的,只能是修行。 在现实高压的种姓制度下,印度人现实世界中没有任何翻身的机会,所以在思想上不免充满了绝望的色彩,然后又在这现实的绝望之中,试图求取转变的契机,既然面对无法挽回的最终灭亡,便转为求取精神上的解脱。 而这样下功夫,就必然随心,所以当年“本来无一物”的六祖慧能,忽然闻说“因无所住而随其心”方才得到了开悟。 中国传统的文化的思想与印度的是不同的,中国人看到的更是在混乱之中产生的有序:这个世界原本便是混乱的,但是混乱之中渐渐会产生秩序,而这种秩序产生后,又会维持原有的系统进行不断变化。 这源于中国最古老的天地观念,认为一切本起源于混沌,然后太极分判而阴阳生,便有了天地,天清而升,地浊而降,于是天地便分开了来。 从人类社会也可以看出这样的特点,原始人类本来个体之间本身是有利益冲突的,然而团体的力量总是比个人强大,整体上合作获取到的平均收益,在最终的计算下,总比个人获益更多。 于是便有一些人愿意聚集在了一起,也乐于照顾团体中的老人小孩,慢慢地这样成了部族,开始有了规矩,又慢慢成为了国家,有了律法。 这根本原因不是因为人之善,说来最终还是因为天有那一念之慈留下的生机,因为这样才能够促进生物界的团体的合作,然后才能让各类物种一方面能够保持多样性以适应环境,无论环境如此变化,总有能适应生存下来的进行繁衍生息与发展。 而这种认识,自中国上古知识便传承下来,并且指出来这种有序本身就是天道的反映,比如当世界在起源以后,开始也同样是混乱而无序的,然而最终还是构成的巨大的天体,像日月星辰的这些运动仍然有规律可循的。 既然天上的星星的运动都是有规律的,地上的河流地形分布也是有规律的,那么人类社会也必然是应该有规律的,并且最后一定会发展结果,一定是与天地规律相应的。 所以,无论开始是多么混乱的,最终发展总是会有序的。 如果从现今的系统论的角度来说,这就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这个世界本质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所以它最终总会形成动态的平衡。 如果说印度的修行思想是在孤立系统中的视角,那么中国的修行思想是开放系统中的视角。 于是印度人的修行,喜欢讲究说一切要从内求,因为印度人认为自己是可以彻底脱离这个世界。 中国人则认为,光是从内求也是不够的,必须要内外兼修,因为对于这个世界,最多只能从容地逃避,而无法彻底的脱离。 境界再高,也得上厕所。 人世之所以会混乱,是因为失了道,无道便无法治世,在儒家的理念里,这个世界尽管是混乱的,并且有可能越来越混乱,但是完全可以通过校仿天地的方法来消除这些混乱。 因为这个世界已经通过日月星辰的亘古长存,向人们宣告了什么才是秩序,所以天地的运行规律,便是这世上最终极的秩序。 于是春德而秋刑,赏罚应春秋,当人间与天地完全相应的时候,人世自然也就协调了。 不独儒家,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都在干这样的事,百家虽然说是百家,其实也可以说是一家。 因为他们的核心理念都几乎是一致的,只要寻求到“道”,那么就能够完成治世,所以诸子百家都在谈一个道字,所不同的只是在谈论自己认识的道是什么。 奇妙的是,尽管诸子百家百般争议各执一说,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又渐渐开始出现了融合,这本身又是一个从混乱发展到有序的过程。 秦国是在春秋战国之后,第一个完成了中国历史上大统一的国家,所以当时的丞相吕不韦觉得有必要把春秋战国的各家学术都总结一下,于是主持编制了《吕氏春秋》,为了尝试将名、法、墨、农、兵、阴阳家的思想融汇一炉,最终发现道家学说能够成功包容一切。 《吕氏春秋》所反映的思想,可以说是上古道家代表之一,既赞同儒家说的仁义孝悌之道;其它对农家也持贵用的态度;并对于兵家,认为真正的大慈悲,不是不兵,而是“战则胜,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凡兵者必是义兵,而不是只搞霸权;更重要的是也同意法家的重要性和变法的必要性,因为没有法,那么人世还是会乱的,对于这个它举例说,如果家里没根棍子,子女不听话,就没法纠正,而人行盗贼之事,就没办进行处罚。但是对韩非子中的法家中涉及阴谋权术的不赞同,并且也很敏锐地指出了不赞同过于严厉的刑罚,认为这是衰世之术。 当初商鞅变法之后,秦国走上了强盛之路,如同一把凶猛的利剑,而春秋战国正是周室末落的衰世,虎狼之秦这把利剑狠狠斩向了六国,然而当这把利剑斩完了六国之后再无对手,于是便开始了自我毁灭的道路。 其实按《吕氏春秋》认识,也正是现代法学观念,法是必要的,但是必须要认真衡量其中的度,同时也应该审时度势,不断进步与变化。 始皇帝作为第一个皇帝,自然是没有治理庞大的帝国经验的,所以并没有听取吕不韦的建议,仍然采用法家而严治天下的极权主义,进行极端地统治之后,结果数十年大秦便灭亡了。 这在现代很好理解,因为秦始皇时代的极权,举国上下只有一人一言之事。可以说秦始皇得到巨大的权力的同时,并没有充足的经验如何应对这种权力。 这种动一发而牵全身,帝王随意的一个行为,有可能带来很好的发展,也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其实是件很危险的事,因为有时候,失败只需要一个理由就够了。 所以始皇作为唯一的霸主,甚至无法容忍自己的儿子,于是当他突然暴毙后,急忙登位的秦二世并不能唯一的权力中心,天下自然也就大乱了。 到了后世,这个历史经验被吸取了,汉朝初期采用道家黄老之术,休养生息得到了巨大发展,而儒家礼义被用来限制王权,天下通过仁义礼乐作为根本的限制,由此消除权力过度集中而产生的不良影响。 然而到了宋代,儒家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转折,这便是理学的出现,本来理学老老实实做学问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理学的学问中推导的一些的东西,混淆了理与人世的关系,这便导致了很大的问题,这也就是我们所诟病的儒家强迫症。 像朱熹便认为,人的性分两种,一种叫天地之性,一种叫气质之性,天地之性便是理,它是先验而超出人类欲望与感情的,而人类的欲望与感情等,属于气质之性。 更进一步,他根据性的不同,分别出来两种心,一种叫“道心”,一种叫“人心”,追求和实行天理上来讲就叫做“道心”,只是满足于欲望的便叫作“人心”。 显然道心与人心是天然有冲突的,那么如何调和它们呢?朱熹认为,那就是“存天理,灭人欲”,使得“人心”去服从于“道心”。 朱熹天性与人性的对立,指出了人与这个世界终究本质上是矛盾的,这听起来是挺好的,然而一个“灭”字,而执着于一端,这便成了灾难。 朱熹一面以大儒身份批驳着道家与佛家,以维护儒家的正统,但是另一方面也在用着道人身份暗中研究着道家思想。 所以他的这个解读,也更像是试图对《阴符经》的这句话:“天性,人也,人心,机也。”这一句所作做的诠释。 然而从道家来看,朱熹的解读并不是正确的,因为在道家的观念里,天性的根本便是人,而人之心是极为重要的,在《阴符经》中说“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地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 这说明什么问题?人才是最重要的,人是可以导致天翻地覆,心便是这一切的关键所在,这在宋代儒家理学试图建立的理念中,是无法容忍的。 这便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分水岭,道家认为无法使用规矩来强行约束所有的人,而儒家则认为所有的人一切行为都必须屈从于约束,这才符合天理。 如果“存天理,去人欲”当作一种理想,还可以视作良好的修身养性的方式的话,但是后世却进一步因为儒家强迫症,变成了“灭人欲”,便成为了一种变态的禁锢。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最初的理学创立者程颐,他的后代们,只要女子也是从来不用裹脚的,但是到了明清,女子裹脚之却风行天下。 如果儒家的思想最初的思想只是”使其有序化“理想化实践,到朱熹的理学之后,便演变成为“使其禁锢化”。 这未必是朱熹的原意,因为朱子的本意,是试图让儒者消除自身不良的欲望,一切以天理为据,从而不断提炼而升华达到成为圣人境界。 然而统治者必须要运用法家的力量,所以不可能使用纯粹的儒家,协调之下,形成了外儒而内法的平衡。 平衡是微妙的,也是帝王之术的关键所在,但是平衡却不是终极之道,因为有平衡,自然就有失衡。 打破一种平衡,比建立一种平衡要容易得多,当儒家的理学成为了法家的依据时,这就成为了灾难,统治者在尝试禁锢一切的时候,初期很容易尝试到巨大的好处,然而极端的法家毕竟是衰世之术,人心的力量,在禁锢之下的反弹分崩离析,便成为了历代败亡的根源。 当无视于人性的时候,往往就会迎接来毁灭,这不仅在国家与社会,细化到人类个体上也是这样的。 比方说,人类男与女之间是有情感的,并且这种情感往往会超越物质,这也是所有的文学作品所称赞的部分。 但是从生理角度来上,可以认为人在情感中的愉悦体验,实际上是人体激素的分泌带来的,换句话说,人的感觉由激素所支配,所以是被物质所支配的。 于是,便能得出来一个反人类的结论:情感是没有意义的。 … 阅读全文 三符谈道家(一):人与天

汪元标所涉之籍

《金精廖公秘授地学心法正传画策扒砂经》,其由宋虔州金精山人廖禹着,豫章栗坞伯才甫彭大雄集,明新安星源孟隆甫江之栋辑,古歙承景甫汪元标校,季常甫吴公遂阅,收有大量地穴之图,收于故宫丛刊之中。 《佐元直指圖解》旧题刘基撰,汪元标订,江之栋辑。世有《佐元直指赋》一篇,传为基所著。天启丁卯,之栋因演为图式而纂注之,元标则为刊刻以行者也。其书以相地为主,于山运、卦位、星官、吊潜之说略具,八卷以下详选择之要。末附上官山行吉凶,间采六壬遁甲游鲁奇仪之说,视术家游谈不根者,尚为简当。 评:洪武年间并无壬午岁,故此书定伪。 《刻仰止子参定正传地理统一全书》十二卷首一卷,明余象斗辑。明崇祯元年(1628)余应虬、余应科刻本。十六册。半页十一行二十八字,四周单边,白口,单鱼尾。框高22.4厘米,宽13.4厘米。首一卷题“三台山人仰止余象斗编著”。前有崇祯元年汪元标序、崇祯元年祁彪佳序、天启七年(1627)胡明佐序、崇祯元年钱继登序、天启七年释大舣序、崇祯元年朱守键序、余象斗自序。凡例十九则。又首一卷题“嘉善钱继登龙门父、赵田袁俨若思父参阅;同安胡明佐良甫父、武水朱廷旦尔兼父较订;西一余象斗仰止父著述;书林侄应虬犹龙父、樵川男应科君翰父绣梓” 其它《警语类抄》无涉于术数,故不提之。 评:余象斗为一书商,然所辑之书,其多私意拼凑删改,炫人耳目,其所刊评林本《水浒》便已混乱不堪,又其更喜胆大抄袭,既涉术数,不可尽信。

道家阴符派可信吗—关于所谓和合被骗的真相

今日偶见百度贴吧竟然有篇帖子,在道家阴符派那里做了和合花了六千六无效,并且也没有退款,顿时感觉奇了怪了,本派自淘宝开店以来,偶有退款也是立即就退,从未发生过一起争议。 所以好奇便点进贴子里看了下,看帖子描述,说是陌陌上认识了什么人,然后分手了于是求和合,然后找了许多家没用云云。 本派压根就不提供未婚的和合,并且在多年前至今,所有的地方都公开表示未婚和合是不靠谱的,也绝不可能会接这样的案子。 凡是遇到这种未婚求和合的一律都不予搭理,并也在劝告了未婚的小女孩们,不要浪费钱财去找法师做什么和合,因为大都是骗人的。 那为什么百度贴吧居然会有这样的帖子? 实际上这个很好解释,一般人自然没有必要来专门诬陷,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和合骗子的托了,而且是那类急于骗钱,甚至没有调查情况的托。 如果有求和合的,有缘看到此贴,那么这是你的幸运,请听劝告,千万不要上当了。

答知乎问正一教炼将、日本密教、西方卡巴拉修炼区别

问:道長你好,看畢公眾號正一派煉將的描述,心里有點疑惑,希望道長能不吝賜教 日本密教在進行授明灌頂時會投花從曼荼羅中尋找有緣的本尊,修持則送車輅迎請後以勾索鎖鈴勾召本尊融入自身無二無別 在他們的世界觀來說,曼荼羅諸尊是法界理/智的顯化,成就一尊亦可 以此入佛智 道理上好像近似煉召的修行 當中有什麼分別? 另外,在西方卡巴拉來說,上主流溢且能被理解的部份以十個源質形式呈現在生命樹的模型上,行者漸次契合源質,一個又一個地往上攀升(這里可以是冥想但也可以是人性格的轉化, 赫爾墨斯主義也表示人每越過一個層階就少了一種負面的性層),最終目標是回歸神性 在道教看來這個修練次第還是在修陰嗎? 答:这问题比较大, 挑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些来说。 一、关于道教正一派与日本密教的区别        投花的方法实际上是类似于抽签,让修者投出花后,落在哪里便认为与谁有缘,这种类似的作法在道教闾山一系的流派中也有,另外在台湾的一些灵修的里面也有,也就是常见的说是找灵祖,通常也是通过抽签或是问卜的方法来进行判断。        正一派传承与此不同的是,一般神将的确定主要是使用命理进行计算,看五行属性最适宜哪位神将,同时也有一些人会与一些神明形象之前就结下缘份,这类会同样奇妙的反映在命理上,往往就恰好是命中的那一个适合的神将。虽然后来的修行会有如召将合同等手段,然而这些仅仅是行法的方式,因为当丹道有成后,命理便完全脱离原来的束缚,此时便可以任何召合任意的神将,所以能够千变万化。        道教理念中的神明是给众生所膜拜的对象,是真正的至高的道的代表,是无形无象并不能实体化的,而自身召合出来的神将,并不认为是修持某个神将的结果,恰好相反的是,是通过自我内在的修行,然后才能够在外召合神将,并且这种召合之所以要按缘份来,原因是这样最有助益,并且有缘的神将并不只有一位,一般情况下在修炼期通常是两位,而在密教的修行中,通常本尊只是确定的一位,并且是不可变化的。        另外,在原始的密教中,通过观想本尊修行,到最后是将自己投身给本尊,然后与本尊合之为一,这是源于古印度教的修习方法,包括现代的一些印度教修习法门可以看到类似的方法,最终还是回归到某个信奉的大神那里去。       日本密教将本尊招摄入身,这种招摄实际通过勾召实现,通常是使用咒语与手印,这类做法在国内民间法派中,很多法教的请师请神时也会这样做, 这类同样招来的是阴神。       之所以会将招摄来的入身修炼而求取成就,这也与日本人的观念有关—日本文化中认为人只要死了就成佛了。        如果以密教的标准来定义召合的话,那么道教的实际上不能称为召合了,而应该称为化生。 二、道教修行与卡巴拉的区别        卡巴拉基本上是16世纪以后才开始丰富起来的,事实上卡巴拉早年的体系一来晦涩,二来深奥,实际上并无太多东西,在16世纪以后西方神秘学组织吸收了大量世界各国的文化后,将卡巴拉体系进行挖掘并重新诠释,才形成了现在的体系。        而卡巴拉的修行体系是主体是以西方欧式神秘学体系为主,而西方欧式神秘学体系中,必然绕不开的就是柏拉图影响后产生的太一流溢,通过理性(一词多义)回归的这个理念的投影,比如认为灵魂是由星体流溢而来,这些明显有古希腊的影子,通过生命之树修炼的理念,不断地向源质契合,这个过程描述的类似一个通过不断净化自己,然后回归神性这个过程是值得肯定的。尤其,像生命之树中三与七的划分,与中国的三魂七魄的概念颇有相似之处。        然而这里如果从严肃的道教修炼角度来看,这种修行体系只强调了魂魄的锻炼:虽然魂魄得到了不断的净化,但是缺乏一个永恒的载体,回归神性从理论上当然可行,但终究难以永恒不灭这个终极的目标。         这里的争议出现在哪里呢?主要是在西方修行中认为人灵魂本身便有永恒的东西是本来就存在(源头概念是自太一流溢而来),如果是道教的修行来看,人身中只是有这种构成永恒的材料,但是因为后天的污染,必须通过一定的加工才能构成那种永恒的载体。       比如时间晶体这种东西,即使宇宙热寂后它依然会存在,如果将其理解成一种永恒的状态,显然这种晶体在人体内是没有的,但是道教的理念是,通过人身已具备的条件,可以通过修行将它合成出来。             

日躔与开禧度

康熙年间中引入了西方天文计算,然而满怀着传教目的的教士南怀仁所提供的却是落后于西方的计算方法。这种计算方法中设计了一个双轮结构来模拟盈缩,实际上里面有很强的忽悠性,因为这样的模型数据要来自现实观察的近日点、近日点与中点,结果导致实际上它并不比中国传统的天文计算方法更能精确多少。 但进步之处还是有的,《康熙永年表》完成后,日躔模型及其中的两心差数据实际并没有变化,只是对远地点位置进行了修正。 南怀仁当年报着这种目的来这种修正,其实是试图将西方文化认识植入中国文化,以便后面传教。 当年在明朝的时候利玛窦其实也是一样,不幸运的是直接导致后来对西学引入并不够重视,到了乾隆年间后来更是闭关锁国。 幸运的是当时受到了保守派的极力反对,没有立时让天学混乱下去,实际上康熙、雍正、乾隆都认识到西方来的这堆传教士有危险的地方。比如康熙时期,罗马教皇无视康熙的要求,直接就下令不准中国的天主教祭祖,制造了很多混乱,信徒们只信教士的话,而不听朝廷的话,引起了康熙的震怒,以至于后来多次禁教。 古来中国冬至采用测影的方法,影最短为冬至其实是在近日点,而影最长在冬至是在近日点,所以在古代近日点冬至时,如汉代太阳大约在现代天文的黄经255度,太阳是逆行的(实际上是地球在太阳的轨道位置),由于子宫是在270度,这里255度便是在丑宫,但如果按冬至是270度算子宫时,冬至太阳并不是躔在丑。 大约在1245年到1303年间,冬至位置与近日点重合在270度,可以前后百年内,相差也不会超出一度,所以像生活在1101~1126间的赖布衣仙师,冬至与近日点的相差不过一度,这也是恰好使用《开禧历》的时间段,所以到了清朝,风水术中仍然会直接使用开禧历来进行计算,清朝的名风水师也会使用开禧历定罗盘宿度,所以宋朝的诸如邵子会使用“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这样的诗作。 需要指出的,这其中更好的一个时间点是在1384年12月13日0时6分33,此是即是冬至270度的时候,其日又是甲子日,并且近日点也在272.4度左右,与270度冬至相差并不很大,可以说是用来定奇门起局原始时间的最佳起点之一。 因为宋朝的近日点与冬至重合的度数是极好的,所以同样依这个时候作为的二十八宿的宿度标准是最佳的,但是天盘的宿度仍然是还会有变化的,这种变化并不需要去变动已经设好的二十八宿,只需要在另设二十四山定位便可。 大概在1686年前后,近日点与冬至相差近7.5度,这是时候大概是清朝初期的时候。写《罗经透解》的王道亨是清朝道光年间的人,坊间都说他是明朝人,声称罗盘的中针是由赖布衣仙师所改造,实际上这并无依据。 当然拨砂定位用开禧度必是无错的。

天圣九年李都尉家被贼

按原占及解析: 元轸断曰贼有五人,当是年及五旬妇人,原是婢女出身,一目有疾,在郊外东北方五十里坟墓间居住,依此捕之无, 后李又索占。元轸曰不必再占,只能前课推之 可,于丙丁日令捕人出东门,转北伺之,有两妇人,穿绯衣,负薪而来者询之,必得贼踪。如言于丁巳日,捕人伺至午间,果有两妇人穿红裙负薪而至,捕人近前, 妇人惶遽欲逃,拿住搜其身,上藏有金银钗钏,切究之,云伊之邻妇本是李都尉家旧婢,近因贫困,同其夫与子共五人至李家作贼,二妇知觉,被二妇知觉故分给钗钏。捕人遂押二妇至东北五十里苏相公坟后,拘获正贼真赃。其妇果患目也。议曰经旬只于元武临处责之,今元武临丑,故言东北。武之阴神酉,从丑至酉为五辰, 故云五人,三传逆治,其贼不远。江村张鋐云武乘酉,酉阴见巳,巳阴见丑,丑阴又见酉,不能远遁。酉丑相乘四八之数,故不出五十里,酉金临丑墓,故云伏坟 所。愚按酉为婢,阴见螣蛇巳火,故是婢而有目疾,酉六,丑八,四十八岁故云,年近五旬耳。炎上火局克制元武,而元武又被阴神巳火所克,故丙丁日必败露,巳 为双女,乘蛇,故云两妇穿绯衣,火本无体,因木而发,故因负薪人而败。愚按张江村说约云巳乘蛇,蛇性易惊,故两妇一见捕人即欲逃也。巳阴见龙,龙属木,木见火为薪,故皆负薪。巳酉丑三合,辗转不能相离,故于东北伺之而获也。其于丁巳日午时者,酉阴见巳、用神午俱克元武也。此解明晰故备录之。   使用奇门复断: 玄武居坎,时见六合,此非一人所为,必是多人,戊为五数,辛为罪错,为故五人犯错,又辛为金属首饰,戊为财物,失窃财物及首饰类物可知。 天辅为长女,无气为老妇人,戊中丙火入墓于乾,故目有疾。丁者红衣,乙庚者两人,丁为挑担之形,又庚为柴刀,乙为木,故为负薪之人,又庚上见辛,而见值符,值钱珠宝。 东面惊门所值,所以两妇人见捕人欲断,北面为玄武之地,自东而转北,移庚而加于玄武,又东北白虎所值,有庚所在,故而可以捕获。

谈奇门遁甲的拆补无闰法的问题

拆补法实际上也是一种调节迎合时节的方法,然而它因为不进行闰,所以不算闰法,拆补法的问题比较多,一个是时节问题,当换局的时候,是应该以时辰为准还是以日为准? 如果以时辰时分秒为准,这就是精准的迎合历理,然而这样显然的问题是,比如2016年07月22日为大暑节,大暑显然是七一四,如果大暑节已经到了,此日是乙巳日,前一日为甲辰日,而辰为下元,所以认为是下元,那么下元就采用四局,这个显然是有问题的。 结果在同一天之中,17点以前用的是阴遁五局,而17点以后用的是阴遁四局,五与四看起来连续只是一种巧合,比如大寒三九六往立春八五二转变时,下局的切换就是六局与二局忽然跳跃,非常没有理法。 虽然交节是到大暑的时刻,然而虽然还没有大暑,这一天已经来了,在这一天的气数中,而一天之中已经包括了完整的阴阳,虽然地球公转太阳的位置点没有到,但是地球是有自转的,这个自转中涵盖了这个节气点,仍然是包括大暑的,换而言之,拆补法破坏了三元关系。 这种破坏关系意味着缺乏对地球自转的阴阳考虑,单纯只是以太阳为准,显然是有问题的,更正确一些的做法,如果是要迎合时节,那么应该是交节时该日开始用该日的上元,然后中元,然后下元,当上中下元用完后,又再次重复上中下元。 然而这样做,是以日为准的是符合古法的阴阳考虑的,所以并不能一到节气的时刻立即换局。但是节气之间有时是十五天,有时是十六天,这会带来一个更大的麻烦,十五天可以刚好迎合三元,那么十六天怎么办,多出来的一天怎么解决? 是否可以考虑积累到比如超过45个时辰的时候,那么就重复一前一元,小小的闰一下,以保证时节的吻合?这样的话思路又回到置闰法上去了。 造成这样困惑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在宋代的时候,奇门遁甲压根不是用的定气法,而那个时候用的是平气法,每个节气之间的时间是相等的,而置闰则是因为节气是15.21885天,每个节气积累了0.21885天导致的。 在思考的时候,通常是在用平气法去思考,实际上用的却是定气法,这其实才是思维的误区所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拆补法是这部分是肯定不合理的。 那么如何才算是合理?如果一个节气有16天,那么三元如果用完,就应该新起一个新的三元,这样就变成了先用局而节后至,成了超接,三元不断使用轮转下去,直到积累到一旬时,那么就重复前一个三元,然后再保持三元继续下去,这样就成了接,这就是超接置闰。 那么超接置闰能否更进一步优化?这样纠缠不清的原因是因为太阳的公转与地球自转都炖在了一起,如果公转与自转各算各的,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拆补法是力图去迎合节气,但是破坏了三元的连续性,而三元的连续性恰好是对一气状态模拟的保证,是不应该破坏的,于是这里就可以得出一个更有意思的方案,用地盘去保证三元的持续变化,用天盘去实时追踪地球绕太阳的实时结果。 换而言之地球与太阳的位置综合结果,这个才是值符所在位置的真义,奇门走九宫的路线是10个时辰一旬走一遍九宫,其中有一个时辰是相同的,那就是遁甲的时辰,值符位置迁移规律性较强,如果值符为天蓬那么为1987123456,到了下一象,值符天芮实际走2198234567,但是如果不考虑值符怎么走,仍然去看天蓬星的位置,如果采用九星飞的话,那么每一旬的九星都是一模一样的路线,这显然是错误的。 在转盘上这种情况还好,无论是如何转,都是值符带着其它九星旋转,而其它星的迁移就会变得比较复杂,比如天芮为值符时,在二宫,则天蓬在一宫,然后天芮到一宫,天蓬又到了四宫,天芮到九宫,天蓬到了八宫,天芮到八宫,天蓬又到了七宫,这是复杂性的一个非常好的体现,因为客观自然界并非是完全有序的体现,所以这对于自然界的模拟是有益的。 到了这里可以会考虑,是否能制订一种规则,让奇门的排盘也体现一种混沌性,而这样的排盘只需要根据奇门的积元数,或直接用太乙的积元数进行推算,就可以形成一个非常杂乱而美妙的式盘,它对于自然的模拟可能会更加的有趣。 元胞自动机可以对这个进行一个很好的模拟,首先平稳性的应该去掉,周期性是本来就有的,所以应该考虑混沌性与复杂性的自动机,同样的这样的思维也可以再扩展,比如考虑用粒子群算法模拟一个瀑布,而将这个瀑布作为起局的输入等,当然这些会复杂许多。    

奇门遁甲寻冬至甲子正授

从奇门遁甲的置闰来说,起局有正授之说,然后一时一局,共计4320局。奇门遁甲的4320局实际上简化下来应该是1080局,1080局又可以简化为72局。72局对应于一年均分的七十二种状态即七十侯,这个是没有疑问的。 然而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地球是绕太阳公转,这个时间是一个回归年,然而地球还有自转,平均角速度为4.167×10^-3度/秒,在地球赤道上的自转线速度为 465米/秒。地球自转一周耗时23小时56分,约每隔10年自转周期会增加或者减少千分之三至千分之四秒。 现代天文用春分点作为计算标准点,这个春分点是太阳黄道上的位置,然而地球每次转到黄道上同一点的时候,地球自转并非刚好同步,所以春分交节时刻,每一年不会在固定的时刻。 从古法上可以看,奇门首先重日,冬至所在日,为一阳始生的时候,假如恰好是完美正授的时候,即冬至甲子日,无论时刻在甲子日的什么时候,都是自该日子时开始起阳遁一局。 反推可知,奇门完美的正授局开始,应该是在冬至甲子日甲子时的时候,只要找到了这个时间点,那么就可以找到一个奇门相对原始的上元起局时刻,这个时间是1899年12月22日0时56分,此时起交冬至节,为甲子日甲子时。 显然可以注意到的是,0时56分这个子时都快过了,怎么可以作为依据呢?所以我们再找上一个,1693年12月21日0时43分22,比之前的时间要提前了一些,但这个显然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要继续慢慢找啊找。 然后可以找对一个相对完美点的时间,1384年12月13日0时6分33,此时只离冬至子之半6分钟而已,再往前的话便有606年12月18日23时24分38了,离冬至子之半未免太远了点,但是如果以23点为子时起点的话,那么这个时间相对更合适些。如果再考虑往前寻,就到了公元前344年12月25日0时20分39,偏差显然又大了起来,然后因为计算能力有限,往前推算更复杂一些,就不算下去了。 如果要作为奇门遁甲的上元积日,那么公元606年的12月18日的23时24分38秒,以及1384年12月13日0时6分33秒,这两个时间点均是比较合适的,如果以子之半来定局,从12分日来看,子时涵盖的就是23点至1点这个范围,那么以1384年12月13日0时6分33秒为中心,设子时夹它为中作为阳遁始生,道理上也是说得过去的。 另外就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定寅时的问题,如果按天象而论寅时因为日出于寅才能完美在四柱中用日来代表人的主体,所以这个寅时的定制应该考虑到日出时间,寅时之所以被称为平旦,就是指它是日出的那个时间,那么这意味着,既然重新根据定气法太阳定了春分点,那么也应该考虑重定寅时,同样冬至点定为270度,那么子时也定为270度,以寅为0度,即日出瞬间为寅中,这样就重新制订了12个时辰,准验度会大大提高。 后世因为冬至甲子求取不便,而且置闰会比较麻烦,所以进行了改造,比如说第一年相差五天,第二年相差十天,以此类推, 如果要进行一甲子一闰,那么约要近九年才能开始一闰,这样的误差显然太大,所以不使用一个甲子为闰,而是采用了闰节,即以15天为一个周期,误差积累到10天时,闰一次,而来年的又相合,这样误差可以控制在五年以内。 然而实际上奇门最早的方式,是采用日闰的方法来进行的,这使得每三年中的第二年会进行一次置闰,于是这样构成了每三年一个的封闭周期。      

按定气法算天圣九年确有闰九月问题补充

农历的置闰上,区分有历理置闰而民用置闰两种: 历理置闰:如果月朔日和中气同一天,月朔日时间必须在中气时间之前,则该阴历月才包含那个中气。 民用置闰:如果月朔日和中气同一天,则该阴历月包含那个中气。   换而言之,在民用置闰上仅比较月朔和中气日期,而历理置闰比较月朔和中气日期、时、分、秒。   按上一篇,1031年11月17日04时09分为小雪节,而朔日在1031年11月17日20时52分。 如果按民用置闰,1031年11月17日便为初一,小雪节中气是算在第二个月的,所以这样就会出现闰九月。 如果按历理置闰,1031年11月17日虽为初一,但小雪节比朔的时刻更早,所以应算上一月,这样便没有闰九月出现。   而历理置闰法,虽然1645年开始使用,但是在民间仍然使用的是民用置闰,这个案例因为采用了定气法,并使用的民用置闰,所以按明末以后的历法来看,说天圣九年有闰九月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案例并没有错。

天圣九年闰月再考兼判定

天圣九年辛未岁闰九月初间,李都尉家被贼从后花园人堂内偷去金银财物,辛巳日请元轸占之,卯将未时。        青勾合朱        丑寅卯辰    玄 青 勾 贵    官鬼 壬午 贵 空子          巳腾   酉 丑 寅 午    妻财 戊寅 勾 虎亥          午贵   丑 巳 午 辛    父母 甲戌 常       戌酉申未       常玄阴后 元轸断曰:贼有五人,当是年及五旬妇人原是婢女出身,—目有疾,在郊外东北方五十里坟墓间居住,依此捕之无不获。李又索占。元轸曰:不必再占,只以前课推之,可于丙丁日令捕人出东门转北伺之,有两妇人穿绯衣负薪而来者,询之必得贼踪。如言于丁日捕人伺至午间,果有两妇人穿红裙负薪而至。捕人近前,妇人惶遽欲遁,孥住搜其身上,藏有金银钗钏,切究之云:伊之邻妇本是李都尉家旧婢,近因贫困同其夫与子共五人至李家作贼,被二妇知觉,故分给钗钏。捕人遂押二妇至东北五十里苏相公坟后,拘获正贼真赃,其妇果患目也。】   详考1031年即天圣九年,按儒勒历交节如下: 1031年9月19日19时39分 1031年10月19日8时33分 1031年11月17日20时52分 然而小雪节: 1031年11月17日04时09分 此居于1031年10月19日8时33分及1031年11月17日20时52分之间。   而1031年9月19日19时39分属农历九月。   因小雪节早于农历日月合朔时间,如果按定气法进行分别,虽然17日的中气更早,然而因为与初一是同一天,所以17日的中气应该归属到下一个月去,于是便可以认为10月19日起,至11月17日之前,中间没有中气,故可以自1031年10月19月起作闰九月。   考虑到这个,所称的闰九月初辛巳日,实际上在儒勒历的10月25日,并可推定,原例当是在天圣九年十月初七日辛巳时。   需要注意的是,宋代节气使用是平气法,在平气法中,小雪节并不在11月17日,所以此处并不发生闰月,所以宋史上无载天圣九节的闰九月。   并且在中国正式使用定气法, 是在明末的崇祯历书中,这说明这个案例经整理必是在明末之后,甚至可能是清朝中人整理而成,所遗留案例未必日期足够清晰,所以必是有人采用了定气法重新推定当初的日期。